来源:森 正弥(株式会社博报堂 DY 控股 执行役员兼 CAIO首席 AI 官)
将创业精神深植于组织基因,实现持续增长——这就是人工智能时代所呼唤的管理模式。
作者:森 正弥

[图片 1:(森 正弥先生,株式会社博报堂 DY 控股执行役员兼 CAIO 首席 AI 官)]
在人工智能(AI)逐步接管常规业务与表层知识处理的今天,仅仅千篇一律地引入相似的 AI 工具,已无法在企业之间拉开差距。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正日益转向企业理念、组织文化以及沉淀在组织内部的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等独有的特质。
换言之,企业经营者与 CIO(首席信息官)必须直面的核心命题,正从“如何利用 AI 提升效率”,转变为“在 AI 时代,如何让员工与组织保持持续成长”。
管理层在思考这一命题时,有两个极具参考价值的理论视角。
其一,是硅谷知名创业加速器“Y Combinator”联合创始人、对创业文化形成起到关键作用的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于 2024 年 9 月发表的随笔《创始人模式(Founder Mode)》;其二,则是长期剖析企业增长与危机的贝恩公司(Bain & Company)所构建的系统性框架——《创始人心态(Founder's Mentality)》。
这两大理论有着共同的问题意识:为什么创始人特有的当事者意识与隐性判断标准,会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而逐渐流失?企业又该如何将这些宝贵特质长期保留下来?格雷厄姆的随笔正是围绕这一主题,在硅谷的商业领袖之间引发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
本文将从作为管理风格的Founder Mode(创始人模式),以及提供具体实践框架的Founder's Mentality(创始人心态)这两个核心关键词切入,深入探讨企业在 AI 时代保持独特性并实现持续增长的组织运营之道。
“当组织规模扩大后,领导者应当向下属充分授权(Delegate)。”这是无论在 MBA 课堂还是企业内部培训中,都被奉为圭臬的管理常识。然而,格雷厄姆的随笔却对这一传统常识提出了直接质疑。引发这一思考的契机,源于 Airbnb 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切斯基(Brian Chesky)的一场演讲。
切斯基在演讲中直言:“过去关于如何管理大企业的传统常识是错误的。”他最初听从外部顾问的建议推进权力下放,结果却导致公司内部会议激增,员工不再关注公司整体利益,而是各自追逐局部的KPI;官僚主义与部门间的地盘争夺愈演愈烈,核心业务反而陷入停滞。为此,他果断推行改革:将所有核心项目透明化,撤销事业部制并重组为职能型组织,转向由核心高管团队集中决策的模式。这一系列举措最终让 Airbnb 重获新生。
格雷厄姆从这类实践中提炼出了一种有别于“以授权为中心”的管理风格,并将其命名为 Founder Mode(创始人模式)。这是一种如同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当年在苹果公司(Apple)所践行的模式——企业最高决策者跨越层级壁垒,直接与组织各个层级的员工建立连接并参与关键决策。
践行“创始人模式”的一个典型做法,是管理者越过直接下属、与“下属的下属”直接对话的 Skip-level 1on1(跨级一对一沟通)。这种方式能让高层直接掌握一线实情,大幅提升决策的透明度。此外,由最高管理者亲自带领骨干经理团队开展深度业务研讨的封闭式集训(Off-site retreat),也是常见的实践形式。
诚然,外界也有批评声音认为,Founder Mode极易滑向过度干预的深渊。但格雷厄姆主张,即便考虑到这一潜在风险,采用“创始人模式”依然利大于弊。区分“微观管理(Micromanagement)”与“创始人模式”的分水岭在于“清晰度(Clarity)”——领导者能否将“为什么要做这件事(Why)”与宏观战略及清晰的愿景结合起来,并向整个团队进行持续、一致的传达。这既是两者的本质区别,也是践行 Founder Mode的核心关键。
早在格雷厄姆发表《Founder Mode》随笔之前,就有一部管理学著作对同类议题进行了深度剖析,并给出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这便是贝恩公司的克里斯·祖克(Chris Zook)与詹姆斯·艾伦(James Allen)于 2016 年出版的《创始人心态》(The Founder's Mentality)。
这是一部探讨企业如何跨越伴随规模扩张而来的组织复杂化与官僚化陷阱、从而实现可持续增长的经营著作。书中指出,企业应当将创始人的使命感与行动准则作为“创业视角”深植于组织内部,并通过践行“革新志向”、“执着于现场”和“主人翁意识”这三大核心要素,将规模经济优势与创业初期的敏捷度、客户导向完美结合,最终驱动企业的长青增长。
[图片 2:(图 1:书籍《The Founder's Mentality》(左:英文原版,右:日文版《创业心态》)。注:目前日文版仅提供电子书版本)]
不拘泥于行业惯例与既有框架,勇敢挑战新价值创造的姿态。聚焦现有服务未能满足的客户痛点,不断质疑并打破传统做法,追求更优的解决方案。其底层支撑,是对“我们究竟为何而存在”这一企业使命的清晰认知。
将直接面对客户的业务一线视为重中之重,并将一线的声音与洞察直接转化为经营决策的姿态。在营造让一线员工能够独立思考、自主判断与行动的组织环境的同时,通过日常业务中点滴改进与试错的持续积累,不断拉高交付给客户的价值上限。
像创始人一样,将整个公司的兴衰视为自己的分内之事,主动判断并采取行动的姿态。极度珍惜时间与资金等经营资源,高度重视决策的速度与执行的彻底性。同时,不被繁文缛节或部门利益所束缚,聚焦于真正关键的课题,并对最终成果负全责。
基于上述定义,我将这三大支柱进行了如下转化,并应用于自身的组织建设实践中:
“革新志向”的内核,在于不把企业仅仅当成一门生意,而是将其视为一场“变革运动(Movement)”,带着为被忽视的客户而战的使命感去破局。正是这种独特的身份认同(Identity),能够磁石般吸引顶尖人才,并极大提升员工的敬业度。
将直面客户的业务前线视为组织最神圣的场所,则是“执着于现场”的体现。亚马逊(Amazon)创始人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早在公司成立仅 5 年的 1999 年,就已将亚马逊的本质定义为“对客户体验(CX)的偏执”。这远在“CX 经营”这一概念普及之前,其前瞻性令人赞叹。
这种对业务的极致执着,同样体现在对质量标准的毫不妥协上。当创始人以极高的标准严格律己,并对员工抱有同等水准的期许时,官僚主义便失去了滋生的土壤。对苹果所有产品都贯彻自身严苛标准的史蒂夫·乔布斯,正是这一理念的化身。当创始人的这种当事者意识成功传导给每一位员工时,“主人翁意识”便在组织中生根发芽,进而孕育出使命必达的执行文化。
贝恩公司的调研数据显示,由创始人掌舵或保持创始人精神的企业,其业绩表现显著优于同侪;创始人心态(Founder's Mentality) 与企业的财务绩效及核心竞争力呈现出极强的正相关性。可以说,这三大支柱正是初创企业实现爆发式增长的底层基本功。

[图片 3:(图 2:Founder's Mentality 的三大支柱。来源:作者于 2025 年 8 月的演讲资料)]
然而,随着组织规模的不断膨胀,这三大支柱往往会被逐渐稀释。因为人员与部门在增加,规章制度与审批流程在层层叠加,管理者们开始陷入日常行政管理事务的泥潭。祖克在书中指出了成长型企业普遍面临的三大危机:
Overload(过载):伴随规模扩张而来的内部复杂性,剥夺了员工的自由度与敏捷性,扼杀了创造力,导致组织逐渐丧失增长势能(Momentum)。
Stall-out(停滞):由于业务流程复杂化与核心使命感的淡化,企业增长率出现断崖式放缓。这种停滞往往毫无预兆地突然降临,令企业陷入迷茫与混乱;同时,看到更年轻、更敏捷的竞争对手迅速崛起,组织内部会弥漫着强烈的焦虑感。
Free fall(自由落体):企业在核心市场的增长彻底停滞,直到昨天还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突然失灵。管理团队甚至搞不清楚拉动哪根杠杆才能脱离险境,企业陷入业绩急速恶化的漩涡,且极难实现自我拯救。
要规避上述三大危机,核心解药在于通过践行 Founder Mode,实现“清晰的创始人心态(Founder's Mentality)的复权”。即由创始人或深谙创业初期精神的核心领导者直接触达员工,将破局精神、现场主义与当事者意识反复向组织深处渗透。
三星集团(Samsung)已故前会长李健熙的经营之道便是一个典型范例。在带领三星蜕变为高品质产品制造商、并在全球市场站稳脚跟之后,他依然反复直接向全体员工疾呼:“此时此刻,我们公司正处于历史最大的危机之中。”这种被外界称为“永恒的危机感(Perpetual Crisis)”的强烈忧患意识,正是三星得以维系“创始人心态”、并最终问鼎全球消费电子巨头的原动力。
另一个关键在于,绝不能让 创始人模式(Founder Mode)仅仅沦为创始人个人的独角戏。
生鲜配送平台 Instacart 的首席执行官菲吉·西莫(Fidji Simo)曾结合自己在 Meta 公司的任职经历指出:“在 Meta,马克(扎克伯格)不仅教会了我们如何成为优秀的企业高管,更教会了我们如何去承担巨大的风险以博取巨大的回报。这就是 Founder Mode。”创始人将企业家精神赋能给核心员工,并对“从 0 到 1 开拓新业务”的挑战给予极高评价——这本质上就是在培育能够传承创业精神的下一代领导者。
步入 2025 年及以后,推行这种管理模式的客观条件正变得日益成熟。随着 AI 逐步接管信息汇总与常规管理事务,企业高层直接获取一线原生信息(PrimaryInformation)的成本已大幅降低。不依赖层级森严的“传话游戏”,让最高决策者与业务现场直接相连——现代数字技术正在让 Founder Mode的落地变得前所未有的高效。
无论对于正在高歌猛进的扩张期企业,还是增长略显疲态的成熟企业,格雷厄姆的随笔都抛出了一个极具反思价值的课题;而 Founder's Mentality框架,则为理解这一课题并将其转化为实际行动提供了清晰的方法论。
我本人在乐天集团(Rakuten)担任研发负责人长达 14 年,亲历了集团业务的戏剧性腾飞,并主导了全球工程师团队规模扩大 20 倍的扩张过程。“绝不贪图安逸,唯有持续不断的自我变革才是生存之道”——我从实战中得出的这一切身体会,与上述两大理论可谓不谋而合。
组织规模越大,就越不可避免地要与“授权泛滥、流程繁琐、创业精神空心化”的宿命作斗争,而且这种危机的到来往往比预想中要快得多。如何防止企业理念的消亡?如何激活员工的自驱力?如何培育下一代领军人才?不被规模扩张的速度所反噬,由经营者持续向全公司传递能量与方向,正是劈开未来迷雾的关键。
在 AI 时代,这种管理风格的战略重要性将被进一步放大。因为当常规业务被 AI 全面接管后,人类的核心工作将进一步向“指明方向”与“价值判断”收敛;而作为一切价值判断基准的“创业精神”能否被完好地传承下去,最终将决定一家企业的兴衰存亡。
下期预告:下一篇专栏中,我们将探讨企业在面对 AI 普及所带来的“加速竞争”时,赖以生存的组织能力新范式——“能力融合(Capability Convergence)”。
CAIO (Chief AI Officer / 首席人工智能官):企业高管层(C-suite)的新兴核心职位,负责统筹制定企业的 AI 战略、推动 AI 技术在业务中的规模化落地,并管理相关的伦理、安全与合规风险。
Founder Mode vs. Manager Mode (创始人模式 vs. 职业经理人模式):保罗·格雷厄姆提出的概念对立。传统的“经理人模式”强调层级授权、依赖制度与抽象指标,容易导致大企业病;“创始人模式”则强调高层跨越层级壁垒(如通过 Skip-level 1on1),深度介入核心产品细节与一线痛点,以保持组织的敏捷度与清晰愿景。
Skip-level 1on1 (跨级一对一沟通):一种打破信息孤岛的管理工具。指高层管理者越过自己的直接下属(中层),直接与基层员工进行一对一交流,旨在获取未经粉饰的一线真实反馈,防止信息在层级传递中失真。
Tacit Knowledge (隐性知识):指沉淀在员工头脑或组织文化中的经验、直觉、价值观与判断标准,难以用文字或代码直接结构化。在通用 AI 抹平显性知识差距的时代,隐性知识正成为企业构建差异化 AI 智能体(Agent)的核心语料底座。
在生成式 AI 浪潮下,许多企业陷入了“工具先进、组织落后”的怪圈。本文深刻地揭示了一个商业本质:当通用大模型拉平了企业间的表层效率差距时,决定胜负的不再是技术本身,而是深植于组织基因中的“创始人心态”与隐性知识。
对于 CIO、CDO 及企业高管而言,将 Founder Mode与 AI 技术相结合,提供了一条打破“大企业病”的清晰路径:
1、利用 AI 穿透层级壁垒,降低“跨级连接”成本:过去高管难以践行“创始人模式”,受限于人的精力半径,不得不依赖层层汇报。如今,借助企业级知识库(RAG)与 AI 智能体,高层可以实时调取一线业务数据、客诉原声与项目卡点,消除中间层的信息过滤,让基于事实的敏捷决策成为可能。
2、用“战略清晰度”替代“机械管控”:推行创始人模式绝非回归事必躬亲的“微观管理”。技术领导者应将常规的审批、报表汇总交由 AI 自动化处理,从而将管理精力释放出来,专注于向团队高频传达“为什么要做(Why)”的战略意图与质量标准。
3、将“一线隐性知识”沉淀为企业核心资产:践行“执着于现场(Frontline Obsession)”,要求 CDO 们将沉淀在优秀一线员工脑中的隐性经验与判断逻辑,通过数据工程转化为企业专属的上下文(Context),以此训练出真正具备本企业“主人翁意识”的差异化 AI 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