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的冲击远远超出预期,全球经济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美国不少金融机构股价跌至50年来最低点。然而加拿大金融市场却受到相对较小的冲击，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10月8日公布的2009《世界金融开发报告》中，加拿大位列最具竞争力经济体第九，中国位居第29位。追根溯源，加拿大相对稳健的金融体系、审慎的监管制度和完善的风险内控体系是其成功避险的主因。加拿大皇家银行董事总经理、北京分行行长陈林龙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仍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期，加拿大审慎的监管框架、完善的风险内控体系，对于加强我国金融安全网建设，确保宏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陈林龙认为，借助热力学中“熵”的概念，将金融资源的运动与热运动进行类比，可以更好地解释此次危机中加拿大金融市场受到较小冲击的原因。

　　金融体系是一个金融能量持续运动并不断转化的系统，一切金融资源的运动都是不可逆的，金融体系运动所产生的无效耗散的金融能量也可被视为一种熵，有学者称之为“金融熵”，它反映了金融体系内部运动状态的混乱程度。“金融熵”越高，金融体系越无序，而这种无序状态外在表现就是金融体系抵御风险能力的不足。而在此次危机中，加拿大金融市场却表现出了相对稳健的一面，陈林龙归结为：

　　首先，发达的国内市场。发达的国内市场为银行业务提供了充足的退守空间。其次，较低的资本市场投入。其按揭抵押市场证券化程度远低于美国市场。第三，严格的监管。加拿大银行从2007年就正式实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同时拥有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加拿大银行业被普遍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安全、最健康的银行业之一，成功的核心在于其相对成熟和先进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风险管理制度流程、风险计量工具和方法、风险评估和度量及风险控制方法。

　　加拿大银行业稳健和审慎的风险管理制度是其抵抗次贷危机冲击的基石，它遵循金融熵最小化原则，为金融资源的流动创造了一个高度有序化的环境。

　　但尽管受益于完善的监管制度，加拿大金融机构受到的冲击较小，但在全球持续低迷的金融环境下，加拿大皇家银行也未能置身其外。在过去的18月内，进行了少量的资产减值，其资本收益率（ROE）也从2008年三季度末的18.8％降低至2009年三季度的10.7％，但银行仍被Moody评为AAA机构。加拿大皇家银行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以更有效地面对各种市场冲击：

　　第一，多元化的业务组合。跨行业、跨地域和依据客户市场细分的产品组合使各类金融要素合理竞争，充分流动，为银行投资提供了必要的灵活性和稳定性。

　　第二，提升银行产品和服务的质量。面对国际金融环境，通过提升产品服务的质量和广度，平衡有机增长和战略收购，扩大和升级银行的分销网络，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客户，以实现加拿大皇家银行的长期战略和目标。

　　第三，强大的风险和绩效管理。这是加拿大皇家银行在经济环境艰难时刻保持稳定和成功的基础。我们严格划分风险种类，在创造高质量收益的同时，谨慎地保持资产负债表的强劲。

　　陈林龙说，加拿大银行业的主流风险管理理念不是将风险最小化，而是在可承受风险的范围内实现收益最大化。加拿大商业银行经营中面临的风险可以分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等。针对这四种风险，也采用了不同的管理方法：

　　在信用风险管理方面，分散化投资是加拿大银行防范信用风险的第一道防线。在市场风险管理方面，大多数加拿大银行在投资组合风险管理中应用VaRs模型。2005年以来加拿大银行业的风险价值度(VaRs)呈上升趋势，但风险价值度相对于一级资本的比例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说明加拿大主要银行市场风险价值度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仍比较小。在操作风险管理方面，加拿大银行准备采用高级法来替代标准法，对操作风险进行计量。同时流动性风险也是银行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金融业的结构看，中国与加拿大金融体系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银行业在金融业所占比重较大、金融创新发展迅速等。《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风险识别、计量、建模、报告等做了要求，这对我国银行的风险管理影响深刻。陈林龙强调，加拿大银行业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表现卓越，对于中国银行（601988）业的发展应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在组织结构上：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的产业模式存在着一定差异。尽管部分国内银行的管理模式存在着向“矩阵式”过渡的趋势，但多数中资银行仍沿用“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不同的机构组织形式遵循不同的风险管理模式，特别是在授权管理环节，外资机构是充分授权的，其管理模式以业务线为主。

　　在经营规模的大小上：对于国内金融机构这种经营区域广、客户种类多、管理层次多的情况，在设置风险管理制度、机制、政策时，虽然需要适当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但本地化十分重要。

　　在系统开发与应用上：根据加拿大银行的经验，自主研发的风险应用系统并非不可用，但核心应用系统可以通过外购引进成熟体系，从而提高应用系统的整体抗风险能力。

　　在中介机构和征信系统方面：中国金融改革30年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但在辅助金融机构的中介机构发展上，中介行业管理、中介行为操守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