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是当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本课题组主要对信息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入研究。在本项目研究中，我们应用了新经济增长理论及其模型，同时结合统计分析和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方法，对问题从定性、定量角度全面展开研究，对问题在经济学定量分析水平上作了判断，得到了众多的可操作意义下的政策结论。

一、区域信息化水平的测度

本研究分别从信息化基础设施水平、信息产业水平和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三个方面来测度区域的信息化水平。其中信息化基础设施水平反映了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的支撑能力，信息产业是区域信息化的支柱，要通过信息产业的发展促进区域信息技术研究的发展和提高，促进信息化的实现。信息资源开发是区域信息化的核心任务，是信息化建设取得实效的关键。通过使用指数模型将信息化产业指数、信息化设施指数和信息资源水平指标进行合成来衡量区域信息化的综合发展水平。研究发现，信息化设施水平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两类地区，一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一是国土边缘省区。从信息化产业水平看，北京、天津、上海和广东的信息化产业发展水平最高，其次是沿海各省区（除了山东、河北），西部的陕西和四川信息化产业的发展也比较突出。中部各省区则成为信息化产业发展的低谷地区。另外从信息资源水平来看，广东、上海、北京和天津信息资源水平最高，沿海各省（除了河北）信息资源发展水平普遍较高，中部的湖北和吉林信息资源水平也比较突出，西部各省区则成为信息资源发展的低谷地区。我国信息化总水平可以分为三类地区：一类区域是我国信息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二类区域信息化水平为其次，包括沿海省区和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区。三类区域信息化水平最低，主要由西部省区组成，中部的山西、内蒙古、安徽和江西也列于此类型区。

二、国内主要区域之间信息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比较研究

研究发现，从1999－2002年，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在信息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研究结果非常一致，各地区的排序均为东部>东北>西部>中部。中西部地区的信息化发展水平非常接近，东北地区的信息化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信息化发展水平远远大于中西部地区信息化发展水平的总和。各地区信息化综合发展水平的年均增长率呈现出中西高、东部和东北低的增长格局。区域信息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均有逐年缩小的趋势，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均有逐年扩大的趋势，不过这种扩大的加速度在缩小。信息化提高了经济增长率的加速度，而不是直接提高经济增长率。我们认为，尽管信息化目前有极化中国区域的特点，但是信息化的持续发展，从长效方面看，则有助于缩小区域经济差距。

三、信息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作用研究

本研究分单区域和两区域的情况考虑了东中西地区和各省区信息化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单区域信息设施影响下，在东中西部的尺度上看，工业基础越好，资本越密集的地方，信息化设施投资弹性越大。在省域尺度上看，研究发现信息化设施溢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部分省区为负，在另一部分省区为正，说明我国信息化设施溢出的增长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对于出现负值的省区可能存在信息化投资过度或信息化设施投资结构不合理的因素，也可能是增长“J效应”的作用。信息化是改善地理位置边远地区经济发展条件的重要手段，但是必须要有外来资本。在考虑到两区域信息设施的影响下，原落后地区的经济中心衰退，原发达地区的经济中心极化从而带来了周边省区的经济增长受到负的影响。在考虑信息化设施水平和不考虑信息化设施水平下的索罗残差分析结果说明，信息化设施建设属于资本密集型投资，如果存在过度投资， 在资本投入有限的情形下，基础设施占用大量资金也会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四、信息化与产业结构、就业的关系分析

研究发现，在资本、劳动力规模可变以及两者规模不可变两种情况下，信息化均显示出对第二产业产出较高的弹性。信息化对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影响具有两面性、阶段性。信息化初期，第一产业劳动力在绝对数量上迅速下降，劳动力流向二、三产业；从长远角度看，信息化又促进新兴产业的滋生，开辟了新的就业市场。信息化孕育了新的就业方式，出现信息化求职方式、SOHO一族等具有信息化特征的就业形式。信息化对宏观经济各部门、市场行为都有很大影响。信息化价格的变动，对第二产业中的食品制造业、纺织业、其他制造业以及化学工业具有较显著的推动作用。

五、信息化对不同类型区域经济的差别作用研究

研究表明，以信息化设施建设而论，信息化设施建设对资本密集区有正向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信息化设施对中国西部经济增长因为争夺资本而产生负的贡献。但是信息化总体水平对西部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正向作用，使得西部具有后发优势。因此“十一五”国家应该加强对西部地区信息化设施的投资。信息产业在西部地区普遍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带动作用，也就是说信息产业对实现落后地区的跨越式发展是有帮助的。信息化设施对于中部经济的弹性为0.003，这表明信息化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还不是很突出，不过已经产生正效应。但是在信息化综合水平上，中部地区的信息化因子弹性还是微负的，我国中等发达地区在信息化发展中受到了产业惯性的两难挑战。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与中部地区对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结合起来。信息化设施在资本密集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带来了新的增长机遇。信息化对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影响是平稳的。所以应该给予这两个地区更多的自由发展机会。

六、信息化与产业空间聚集及集群的关系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信息化对区域产业聚集与集群有促进作用，一地区的信息化水平越高，信息资源越丰富，信息网络越通畅，信息经济水平越高，对该区域的产业聚集与集群的积极作用也越大。尤其对高技术产业更是如此。另一方面，信息产业的发展有助于推动信息化水平的提高。高技术产业集群企业间的互惠溢出刺激区域信息化的发展。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产业的聚集对信息化基础设施依赖性强，聚集产业也有力促进信息经济的发展，形成聚集的高技术产业也是如此。但是西部和东北地区形成聚集的产业对信息化基础设施依赖性较弱，对信息经济发生的促进作用较小。东北地区形成聚集的高技术产业中对信息化基础设施依赖性强，却不能产生良好的信息经济效益。

七、信息化、区域溢出和区域合作研究

在一个国家内部信息化的区域合作基础是区域溢出。由于溢出具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所以在信息化的区域合作中需要作的是发挥区正的溢出，控制负的溢出。在区域信息化的作用下，区域之间的溢出绝对量减少了，但是东部与西部之间的溢出相对加强了。信息化为西部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相比之下，中部对外溢出相对缩小，说明在信息化条件下中部在连接东中西部的作用降低了。在省区溢出研究中，在信息化缺口作用下，上海、广东是主要的正溢出源地。北京溢出强度显然不如上海和广东的溢出强度大。从各省区之间的溢出看，正的溢出主要还是在东部沿海省区之间广泛存在。尤其是长三角地区的溢出互惠最突出，而且与长三角毗邻的河南、山东成为最大的获益区。中部省区中，湖北的对外溢出最大，西部省区的对外溢出则很小，西部省区之间则主要表现为负溢出。从上海和北京的溢出差异可以看出，从国家意义上讲，信息化建设的合作既要注意地理邻近性，也要注意产业水平的邻近性。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以四川作为一个案例的溢出分析表明，区域中心一方面可能成为技术转移、产业链接的中心环节，另一方面由于自己的经济力量不足，也可能成为其它省区的受益者而不是反馈者，同时信息化的作用也在削弱这种中心的作用。因此我们认为西部信息化建设的合作在信息设施程度上是需要的，但是在信息产业方面似乎还没有形成合作基础。

八、推进不同地区之间信息化建设合作的政策研究

本子课题首先从国际经验和本项目的其它研究报告分析了不同地区信息化建设合作的政策基础，提出政策基础和国际经验。提出政策方向是：1)专业化分工减少竞争促进溢出探索；2)上级政府的主导作用与垂直管理不可缺失；3)通过治理消除垂直统一管理外部效应和推动信息经济发展的主动性；4)通过驰管制和再管制加强横向联系的发展与规模经济；5)把电信改革作为国家和区域信息化的“灯塔行动”。本研究的主要政策建议包括：

n 坚持区域信息化建设中的国家主导

n 推进信息化经济建设中的驰管制和再管制基础上的治理

n 信息化建设合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相结合

n 不同地区之间信息化建设合作的重点

作者： 王铮 滕丽 庞丽 吴静 刘筱 毛可晶 谢书玲

张焕波 李刚强 袁涛 张颖

（中国科学院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