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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 “斗胆”多卖了三五块
作者:
王琦 何伊凡 周一 钟加勇 杨婧
来源:
中国企业家
发布时间:2007年01月07日 点击数:
过去20年来,各种各样的“MADE IN CHINA”几乎流遍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而“廉价”几乎就是中国产品的代名词,“中国价格”如同一只外人猜不透的魔盒,不管国际市场风云变幻,无论各种原材料如何涨价,中国制造永远能够把任何成本的上涨消弥在国际同行看不到的地方,把价格一降再降,降到令后者只能望洋兴叹,流血退出。
但是,2006年,中国制造不涨价的神话被打破了。10月,广州第100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上,中国制造出口价格平均涨幅10%-20%。而《中国企业家》记者近期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制造业集聚区走访了近10个城市、30家企业,见到的是一个个已经或者正在积极调高产品价格的中国制造商,以及他们身后正在发生着的群体性蜕变。
此次涨价,究竟是一种在各种成本重压和人民币升值下的短期反应,还是与过去的20年挥手作别?一直被欧美代理商零售商奉为“全球制造商不可逾越的标志”的中国制造,如今开始主动调价,在国际市场上还会有竞争力吗?这是中国制造神话终结的征兆,还是中国企业转型的契机?
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日本和韩国,曾经同样顶着“廉价货”的帽子、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了“日本制造”、“韩国制造”的神话,但韩日抓住电子工业的两次技术跃迁、产业升级的机会,最终占据了全球制造业的领头位置,成为“雁阵模式” 领飞的头雁。
现在,中国制造似乎同样在等待一次转型的契机。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一个又一个蜕变、死亡、迁徙的故事正在上演。
涨还是不涨?
“第一次提价,提5%就不错了。后来他们也习惯了。海外客户也慢慢有了心理承受能力。”
几乎是怯生生的,全国的制造业主们第一次张开口,向海外客户要求提价。
“应,为什么不再等一等呢?也许铜的价格很快就会回落。”浙江永康超人集团是电动剃须刀产量排名世界第四的企业,但是当董事长应正在2006年年初对海外大客户提出涨价要求时,面对的却是婉转而坚决的拒绝。
宁波慈溪宏一电子常务副总经理董国平用“很困难”来形容他第一次向客户提出涨价:“(提高)5%对客户来讲已经是天方夜谭。其实他很明白材料每天都在涨。但他已经习惯了只跌不涨。有些客户磨、拖,甚至说涨价就不要了。”宏一电子遇到的,同样是强硬的客户。
从2004年开始提价的华立仪表,在国际市场的招标中,不断流标,这在投一次标要与客户沟通半年到一年的电表行业,成本损失巨大。“在出口市场上,最大的竞争者不是国外同行,是中国企业。我涨价别人不涨,就只有失去订单。”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诚告诉记者。2004年华立的出口计划只完成了70%,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5年的下半年。2005年,华立在电表的出口市场销售排名第一,但是利润却刚刚进入前三,成本上升对其利润的挤压,可见一斑。
到了最近,部分行业的制造业主“幸福”地发现,没有道理可讲的海外客户开始慢慢接受他们“一个点一个点”的加价。其实,并不难理解,这个时候,已经是全行业亏损,或者说,行业能够接受的亏损极限已经到了。
咬牙赔钱继续生产的制造业主终于看到了一线曙光。“第一次提价,提5%就不错了。后来他们也习惯了。海外客户也慢慢有了心理承受能力。”宏一董国平告诉记者,从2004年开始到今年,宏一的电插线板价格平均上调超过30%。
今年10月秋季广交会,超人集团董事长应正终于松了一口气。超人将出口产品价格提高了10%,企业出口量反而增长达20%,超过了企业创立13年以来的任何年份。
而应正的好朋友,中国袜子出口冠军浪莎袜业副董事长翁荣弟告诉记者,今年浪莎的出口产品价格平均调高10%,最高达到20%。“最低人民币升值的5%,客户是一定要给的。”
环球资源(Global Sources)9月公布的一份大范围调查称,他们6个月内访问了中国内地741家供应商,70%以中国为基地的制造企业表示,将在未来一年里提高出口价格,价格升幅会被控制在10%以下。
而《中国企业家》也在广交会后,向地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300家制造企业发出了调查问卷,有约15%的调查对象给予了回复。统计结果显示,这些“中国制造”企业第一次不分行业地全面调高了对外出口的价格。被调查企业销售产品平均涨价6.82%。超过八成的被调查企业确定产品的销售出现10%以下涨价幅度,其中有一半的被调查企业涨价幅度在5%及以下。
当然,中国制造商们更关心的问题是,开始变得“昂贵”的“中国制造”还会不会受到全球买家的认可?在2006年秋季广交会上,前三天出口成交累计达到82.13亿美元,比上届同期增长10.88%,比上年同期增长21.18%。显然,提价,至少在短期内并没有损害“中国制造”的魅力。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制造都熬过了冬天,无论是调查公司的调查结果,还是《中国企业家》记者的实地采访,都发现仍旧有一些行业的不少企业,在继续赔钱生产。
东莞近4000家注册登记的玩具企业,除了少数几家调高出口价格,其它绝大多数企业都保持原价,“做多少赔多少。”东莞玩具行业协会会长陈祥佑告诉记者,东莞玩具企业平均裁员比例超过20%。
“涨10%,大概会丢掉5%的客户;涨35%,可能就会丢掉80%的客户。企业丢失客户,就是丢失饭碗。客户离开再回来,难度就大了。”距离杭州40分钟车程的湖州,是自古以来的丝绸之乡,丝绸企业鳞次栉比,即便是丝绸之路集团这样当地的大型企业,当家人凌兰芳也不敢轻易调高出口价格。
还有一些企业,在这场制造业涨价大戏开始之前,就不得不离开舞台。从2005年9月开始接受反倾销调查到一年之后美国法院判定征收76%的惩罚性关税,渡边纸制品公司的年销售额从20亿元滑落至1亿元。在公司的深圳工厂,80%以上的的生产线已经停工。“渡边没有因为原材料涨价而改变对外出口的价格,因为我们对外出口(主要是对美国出口),已经因为反倾销税全部停止了。”渡边纸制品深圳公司总经理张川如此告诉记者。
扛不住的成本
“中国这些企业也明白了打价格战,其实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做法。所以现在为什么会出现外贸产品联合涨价?其实是因为很多因素已经让它没有空间再去消化了。”
11月24日,广东顺德甘碧饮品公司的门口,两个女孩在等待面试,衣着光鲜,脖子上挂着三星mp3。广东工人工资近一两年来的几次上调,对于这两个18岁左右的女孩来说,意味着不必像自己的姐姐(甚至母亲)接受十余年不涨工资的命运,意味着他们和城市中成长的同龄人的物质精神生活的距离不是像以前那样咫尺天涯。
而这对珠三角以至全中国大多数的制造性企业,尤其是对一直以来“工人每月涨100元工资,工厂就没有利润”的加工企业,不啻为一场空前的打击。在深圳,工人最低工资从580元增加到800元,涨幅为40%;在东莞,工人最低工资分两次从450元涨到690元,增长53%。
在杭州,劳动力综合成本(包括工资和各种保险)从2004年的1000元涨至1800元,涨幅高达80%。在宁波慈溪,最低工资从800元涨到1500元,增长几乎一倍。这还没有计算因为改善工人工作生活环境以及培训费用的增加。
最开始以劳动力价格低廉吸引了无数台商做产业转移的东莞,五六年前就感受到了劳动力缺乏的压力,“不只是国家对劳工保护提高最低工资,华东的发展也分散了华南地区的劳动力,劳动力短缺使得工人实际工资不断攀升。”在东莞打拼17年的东莞台商协会秘书长张汉文告诉记者。他拥有的制鞋企业巧集集团工人平均工资1200元-1500元,远远高于东莞工人最低工资。
相比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劳动力的短缺,更让制造业主心惊肉跳的是原材料成本的上涨。
纸业原材料涨价幅度最小,超过10%,加上附件,原料成本增长20%。玩具、家电行业的主要原料塑料,在石油价格不断推高下,从两年前的6000元/吨,涨到现在的14000元/吨,增长133%以上。家电小家电方面,一年之内,铜、镍、钴的价格上涨都超过 300%,铜的价格从今年年初到4月份,价格从3万元/吨一度摸高9万元/吨。纺织行业,蚕茧的价格也在三四年内不断刷新历史最高价格,2002年、2003年30000元/吨的干茧,现在是90000元/吨;生丝的价格从2004年底往上推动,2006年2月摸高35万元/吨,涨幅也超过200%。
对于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来说,人民币升值和出口退税的减少(或取消)是在成本上涨之上的雪上加霜。
成本上升,为了保持原有的利润,则应该调高产品价格。如此简单的商业逻辑在今年之前绝少在中国制造业体现。“你不做别人抢着做呢,不赚钱拿到客户关系也好。”30年来,这种长期的内部恶性竞争锻造了“中国价格”,这是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所在,也养成了中国制造的性格软肋:遇到任何成本的上升,首先考虑的不是提高价格,而是自己能不能“内部消化”,实在不行,还可以降低利润率。
所有的成品制造企业都感谢自己的上游——配件生产商。后者大多能够通过提高效率、减少浪费、改进工艺的方式,替成品商“扛”了50%左右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涨价压力。但是,剩下的涨价压力还是被传递到了制造商肩上。
“原来企业浪费现象还是有的,现在迫于成本压力,从管理层到工人都在减少所有可以避免的浪费。通过工艺改进、技术进步、选择更便宜的材料,降低用料成本。”以电表为主要产品的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诚告诉记者,
对于不断上涨的工人工资,“没办法,只有裁员。”
华立集团仪表公司从2004年5000多员工减少到2006年只有3000名员工,裁员比例超过40%。“这里面有产品结构调整的原因,有一些劳动力集中的产品我们不做了,雇员自然就可以减少了。另外,购买自动化机器,减少人员使用,也是降低成本的一种方法。总体来说,就是原来粗放型的、靠大量的劳动力的产品减少了,企业开始注重技术进步、工艺进步,通过自动化来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 通过内部挖潜、裁员和缩减利润空间,华立消化了30%成本上涨的压力。
美的电器则通过提高产品周转效率的方式降低成本。“以前,美的从接到客户的订单到交货需要四十五天的,现在就三十天。资金占用、损耗就都降低了。当然,这需要对整个研发、采购、制造到物流到发货的系统重新梳理。”美的制冷集团总裁方洪波告诉记者。
从宁波慈溪向东开车一个小时,路上见到的除了货车,就是奔驰、宝马、沃尔沃等豪华车,沿途是万变不离其宗的风景:抛丸机、变压器等加工制造的小作坊。据说,在慈溪,3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老板。可知慈溪制造业的兴盛和规模之小。而就是在这样一个普通的浙江县城,居然出现了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大客户。这位大客户也从来没有想成为资本豪客,只不过想继续维持自己欧式电插线板全球第一的位席而已。
“2004年,我第一次到上海期货交易所和上海金属贸易公司。自己都不敢相信,我们要做期货了。”宏一电子常务副总经理董国平说起来仍旧带着恍惚的笑意
,然而事情说穿了非常简单,公司生产的电插线板的主要原材料是铜,董事长沈国强看到国际铜价已经触底,反弹在即,他希望通过期货远期交易锁定价格的方式,降低铜价格上涨带来的外贸风险。另外,由于原料来自海外,产品出口时“核销”不征不退,比原料来自国内征17退13的政策相比,又“拿回”了4个百分点。
期货交易部分化解了宏一电子在接下来的铜价飙升中形成的成本压力,但是,也带来一个新问题,原来宏一购买的原材料是铜管,可以直接使用。通过期货交易所拿到的是铜板,还需要加工后再使用,宏一只得再收购一家铜管拉丝工厂完成这一步骤。
“十多年前,企业就提出向管理要效益。这次成本涨价压力太大,又重新梳理管理流程,就发现,其实通过管理降低成本的空间还有很大。”
董国平告诉记者,现在宏一不是从成本推算价格,而是相反。如果客户只能接受某个价格,那就要流程保证成本达到保证价格的点。“成本不仅仅是原材料,比如说,产品设计的机构、材料使用是不是最优?每个花钱的部门是不是做到了最低消耗?都还有可以挖掘的空间。”
深圳宝山艾美特电器外销部经理邢莉明显感觉今年的会比去年多了不止两倍。“今天上午开了一个成本检讨会,下午又开了一个产能协调会。都是沟通在现在的形势下,每个部门怎么落实控制成本的计划。今年大家觉得压力陡然就大起来了。”
邢莉告诉记者,公司去年春天专门成立了VT部门,针对每一个零件找替代品,或者研究节约成本、供应流程方面可以做哪些控制。今年又成立了CPC部门,对原材料进行核价,进行大宗购买和核销。针对原材料的问题会召集部门讨论,全部业务单位、采购单位、制造单位坐在一起,沟通现在买的材料涨到什么程度,还要买多少,价格控制在多少。原材料涨价促使企业全部业务单位、采购单位、制造单位都要不断地坐在一起交流。如果价格涨不上去,就必须要求上游控制住成本。
即便是制造企业绞尽脑汁挖空心思降低成本,压无可压、减无可减之后仍旧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价格缺口。继续原有的价格就是无休止地赔钱了。
涨价的底气
“中国制造已经形成了新的竞争力,即便价格提高,也不会影响到中国制造的魅力。”
家电领域出口大户格力、美的从人民币升值之后就不断调高出口报价。“一次5%,一次5%,广交会直接提高10%。”美的制冷集团总裁方洪波告诉记者。而之所以可以从容提价,方洪波认为是因为美的的研发能力。“不只是因为现在成本上升,我们三年前就提出技术驱动,每年研发投入超过销售额3%,集团层面有研发部,每个事业部门到具体每个产品项目组,都有研发人员,全集团研发人员近4000人。”
选择今年走向海外可算是流年不利,创立10年的方太厨具第一次将产品推向海外就遇到了成本的全面上涨,不过,方太董事长茅理翔果断地把原定价格上调了5%-10%。每年将销售收入5%投入研发的方太拥有250多项厨具专利,其中16项技术在行业中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坚持自主创造的茅理翔认为他没有必要靠价格做竞争,更没有牺牲赢得利润的计划。“虽然今年销售额估计还只有500万美元,但明年就会达到2000万美元。”茅理翔说。
位于中国小商品交易之都义乌的浪莎袜业,产品分为两类,一类是有专利技术独我一家的,占3/4;剩下的则是普通袜子。
每年生产销售袜子的数量占全球的40%
。“前者提价我非常有把握,因为我和客户都清楚,这种产品的利润率非常高,即便客户不提价,仍旧有大把利润。”浪莎集团副董事长翁荣弟告诉记者,至于后者,“我有很多生产线是别人没有的,你买不买呢?如果便宜产品你到别处买,那特殊设备生产的产品我也可以考虑不卖给你。对不起,机器没空。”
每年1亿元的设备投入、号称拥有全球最先进的生产线、300多项国家专利技术、海外工程师,与东华大学、杭州工程学院、浙江大学的科研合作、中国袜子出口冠军地位,都让翁荣弟在对海外客商提价时“很有底气”。“
对创新的投入是多方面的,能够把新技术马上投入产品制造的员工可以立即获得奖励,而且直到这种产品停产,每卖出一双这种袜子,工人都可以拿到提成
。”翁荣弟说提价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开发新产品是最好的提价方式。可以直接告诉客户这不是涨价,新产品新价格。”
在开始海外销售之后,超人集团每年都会拿出销售额的1%用于包括参加博览会在内的海外市场开拓和调研,去年,此项费用超过500万。今年,应正加强了对海外市场的调研。“我们投入大量的资金,了解国外竞争企业在海外当地的流通价格、产品功能。像飞利浦、博朗在我们产品所在的海外市场的价格等,我们都有专门的分析。我们也会跟进海外客户,搜集他们的售价、市场运作费用等数据。”最后,应正可以直接告诉他的海外客户:“
你的利润只要在合理范围之内,超人产品的定价绝对是有竞争力的。他们看到我们的分析是有数字支撑的,一般会接受我们给出的报价
。”
“超人在电动剃须刀领域连续9年是中国的出口冠军,主要就是因为超人产品的技术领先性。”应正向《中国企业家》介绍,“超人集团95%的产品都有国家级甚至世界级的专利,这种产品定价一般预留了比较大的利润空间。国内竞争对手都有的常规产品也要比同行价格高10%左右,与一般靠价格竞争的企业并不在一个竞争水平线上。”
应正这样教育他的海外客户:“你到中国其它企业订货,价格可能会比我们低,但是性能一定不如超人。如果你买超人的产品,我们的专利能够保证你在一定时间内的利润。我们对客户的调查显示,买便宜产品不如购买超人产品的赢利多。”
因为自主创新、技术含量高而能够拥有较为独立的定价能力,拥有更高的议价空间,超人在这方面应该代表了大多数制造业行业龙头企业的特点。也正是这些有议价能力的企业,在此次制造业涨价中,相对主动。
据深圳进出口协会徐燕军提供的数据,深圳海关,去年平均一天的数字,出口2.8亿美元,今年每天超过3亿美元。中国制造在涨价之后,仍旧具有不可逾越的竞争力。
“中国制造的价格上涨了以后,在国际上肯定还有竞争力。但是也要看是什么行业,看具体的产品。
简单的纺织品、服装,将来肯定有一些压力
。” 瑞士信贷银行商业银行中国区总代表布克曼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部分企业认为中国制造的价格会随着原材料价格的回落而不得不降价。“你不在制造业你不知道,大家非常的不齐心,价格同盟不可能形成。如果原材料降价,一定会有人调整价格,然后大家都会跟进。”艾美特电器邢莉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对原材料依存度非常高的制造产业的态度。
不过,《中国企业家》采访的近30家企业,大多数超越对材料价格的考虑,认为这是中国制造价格上坡的开始,价格曲线肯定是往上的,上升的坡度有平缓或者陡直的问题,不存在回落的可能。
“即使原材料回落,其它成本还在增加。劳动力成本会下降吗?人民币在短期内会贬值吗?中国制造业的涨价,应该是对于过去20年不涨价永远的告别。”汪力诚有点激动地摆了摆手。
一直以来,中国以劳动力成本低形成的区位洼地吸纳了国际市场的投资,但是,这种区位优势正在渐渐消失,被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取代。那么中国现在有哪些新的区位洼地,能够把资本和制造产业留下呢?
“中国制造已经形成了新的竞争力,即便价格提高,也不会影响到中国制造的魅力。”身处小家电行业的应正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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