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行业　　

和谐行业是和谐社会的组成部分　　

王部长的报告通篇突出了一个大氛围，那就是构建和谐的信息产业。　　

和谐社会理论角度不同，其内涵也不同。从信息通信业的角度而言，行业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作为技术进步最快、社会关联度最高、应用范围最广的信息通信业，在促进社会和谐的大局中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贵州省通信管理局通过改革发展的数年实践，对和谐行业的建立有着强烈的期待和体会。从2006年起，贵州通管局在信产部的领导下，尝试着建立和谐行业发展理念––通过“七个和谐”的建立以达到构建和谐行业。　　

一是建立和谐的政企关系，正确处理监管与服务、“后退”与“站高”、“管什么”与“怎么管”的关系，企业依法经营，政府依法监管；二是建立和谐的企业关系，引导企业树立“全行业”意识、竞合意识和依法经营意识，理性竞争，做大蛋糕，实现共赢，促进良性发展；三是建立和谐的消费环境，紧紧围绕“诚信经营、放心消费”活动，强化服务社会公众和监管为民的意识，维护用户合法权益；四是建立和谐的农村通信，推进农村信息化应用、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促进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五是建立和谐的产业链，加强对电信运营、电信增值、电子制造、系统集成、内容提供、网络传媒等领域的信息服务产业链的规范和引导，促进产业、网络和业务融合，营造和谐、共生的产业生态；六是建立和谐的网络环境，解决网络与信息安全问题，实现互联网的有效管理；七是建立和谐的部门关系，加强与相关政府部门横纵向的沟通合作，在政府综合管理工作中，形成分工明确、各司其职、配合协调、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和格局，提高管理效能。　　

贵州省通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德明：全国信息产业工作会议报告通篇突出了一个大氛围，那就是构建和谐的信息产业　　

建立“七个和谐”的工作在全省通信行业铺开以后，在政府、企业、消费者以及社会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行业自身取得了长足发展，同时，行业正面社会形像的强化、社会消费者的认可、地方党委政府部门的支持都取得了很大进展。当然，构建和谐行业不可能朝夕可就，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贵州管局下一步将继续坚持和深化以“七个和谐”促“一个和谐”的构建，为促进社会和谐作出应有的贡献。　　

政府职能　　

转变政府职能 做政府该做的事　　

王部长在报告中强调，要树立这样一个意识：中央关心的事，地方党委政府关心的事，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事，就是我们必须努力做好的事；要牢固树立监管为民、发展为民的理念。这是对通信监管部门政府职能定位既通俗又精确的表述，是对我们长期以来政府职能缺位的匡正。　　

政企分开几年来，转变政府职能一直是管局各项工作中的头等大事，但由于原来政企合一的思维惯性并没有因为管理体制的改革而止步，依然影响部分从事行管工作的同志。这种惯性最大的影响是，行管工作更多的是站在企业的利益角度来思考和解决问题，忽视了通信管理局作为信息产业部派驻地方的行政管理机构的重要政府职能之一，就是社会公共利益的管理者和维护者及提供者。　　

政府职能缺位的现像是，管局长期为企业间纠纷甚至企业内部管理问题等忙乎，耗费了大量的精力，还里外不讨好，甚至地方政府部门、广大群众对于通信管理局职能的理解还停留在原来政企合一体制的层面上，同时形成了通信企业把通信管理局当成自己的“办事机构”，养成“有用找你，不用忘之”的习惯，严重影响通信监管权威的树立和依法行政的效率。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无论是监管事业还是行业发展，其目的只有一个––为了人民群众，脱离这个基础和目标，发展将变成无源之水，变成不可持续。做政府应该做的事，看似简单，实际上需要从思路上、实践上甚至勇气上，进行一次“脱胎换骨”式的洗礼。　　

产业融合　　

产业融合：信息通信业发展的新起点和机遇　　

王部长在工作报告中用大量篇幅诠释一个理论问题：“五化”并举和“两化”融合。　　

从十六大提出工业化与信息化互动，到十七大明确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我们切实感受到全社会对于信息化的认识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已经出现了质的飞跃。在现实生活中，信息化已经通过信息技术在社会很多领域开始普及应用，信息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已经渗透到社会运行的各个环节，对社会群体或者个体行为方式、组织运作模式、经济结构、组织与制度架构等发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或变革。产业融合作为信息化进程中内生出来的一种新型产业形态，给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和空间。产业融合通过相互渗透和交叉作用，形成一个新的产业发展平台，带来整个信息服务领域全新的发展，如融合新产品带来服务种类、消费选择多样化趋势，融合赋予传统服务新的内容和方式，融合促进资源在更大领域流动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等。　　

值得注意的是，产业融合由于突破传统的产业分立局限，使得产业边界模糊，这将对整个现行监管框架及相关政策法规（如管制内容、管制标准、管制范围、管制手段等）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例如在多重监管的体制框架下因为多重审批程序增加了企业运行成本，不利于企业发展；监管手段的不对称有可能对产业融合新产品（业务）产生差别性对待，对于激励创新、合理引导投资、保护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可能产生抑制和影响等。“三网融合”便是一个典型案例。三网融合在技术上早已可行，但是由于体制上的原因，迟迟未有大的进展。但是信息技术发展和社会对信息资源整合的内在需求在不断推动，体制上的局限无法阻碍实践的进程。在这次工作报告中，提到“三网融合”业务试点取得了积极成果，再一次表明产业融合化的内在发展要求将推动体制上的变革势不可当。而信息产业部与广电总局联合发布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更说明“三网融合”已呼之欲出。作为基层监管机构，贵州管局将用发展的眼光辩证地看待这种产业融合的革命性变革，同时做好理论、技术、人力、制度、监管模式等方面的准备，牢牢抓住包括三网融合、TD-SCDMA应用推进等在内的产业融合发展机遇，真正贯彻落实好科学发展观的发展要义精髓。　　

两大抓手　　

网络信息安全和应急通信管理化解被边缘化　　

王旭东部长在这次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增强通信业发展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意识”的工作要求，为我们指明了对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方向和路径。　　

通信行业政企分开后，打破垄断，快速发展，对社会各行各业的影响和渗透已经化影无形，行管工作的作用似乎没有更好的载体加以直接体现，不能较好地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接地方党委政府工作，有被边缘化的忧虑。这其实不仅是对“退后一步，站高一步”的误读，而且是对行管工作对接地方工作切入点的把握不准、不够所至。与工作报告提出的“增强通信业发展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意识”工作要求相呼应，贵州管局在近年强化“两大抓手”（网络信息安全和应急通信管理）行管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在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工作中，贵州管局敏锐感觉到，随着互联网及相关信息通信业务的迅速发展，信息传播呈现渠道多样化、影响网络化、扩散快速化的发展趋势，网络信息安全内涵和外延已经远远突破原来的传统概念，涉及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成为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从中央到地方无不列为事务工作的重中之重。而管局不仅担负着网络信息安全的管理职能，而且具备网络、技术、专业人纔等优势。通过开展打击网络淫秽色情赌博诈骗专项行动、制订公众互联网网络安全应急预案、设立违法和不良短信息举报电话、定期向地方相关部门报送网络信息安全专报、配合地方相关部门查处信息安全案件等一系列工作，贵州管局已经初步建立了与地方党委政府部门沟通联系的机制，并多次得到省委省政府相关领导及部门的表扬和肯定。　　

如果说贵州管局抓住网络信息安全管理为切入点是工作职责所在的话，那么以深化应急通信建设为突破口，则是主动拓展行管职能，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多作贡献的有力举措，是在政府职能转变趋势下对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有益探索。贵州管局十分重视应急通信管理工作，坚持“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的工作思路，整合行业资源，从组织架构、队伍建设、硬软件配置、能力建设等方面积极投入，并多次组织通信应急队伍在地方自然灾害、社会公共突发事件中提供了及时有力的应急通信保障，得到部省、军区等领导和相关部门的表彰与肯定。为有效解决被边缘化的困扰，对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贵州管局一直探索有效的途径和方式，从近年以强化“两大抓手”为重点突破口所取得的实际成效看，这条路子正好有效化解了被边缘化的困境和忧虑，与地方党委政府部门的联系沟通更加密切，诸多行管工作不仅得到地方党委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而且逐步打下了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　　

管理监管　　

正确处理行政资源之行业管理和监管关系　　

基于国情、体制等原因，通信行业自从政企分开改革以来，实行政监合一的管理体制，通信管理局作为信息产业部派驻地方实施行业监督管理的行政部门，肩负着行业管理和监管的两大政府职能。行业管理职能偏重于行业规划、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及公共服务方面，而行业监管更多的是对电信市场竞争的管制和规范。没有前车可鉴，我国通信行业的体制改革实际上走的是一条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之路。市场监管框架从零起步开始搭建，我们更多履行的是行业监管职能。电信市场在近8年监管的不断探索中也逐渐从无序步入规范、健康的发展轨道，但正是由于这种重监管、轻管理的惯性，让我们弱化履行行业管理的政府职能，出现了肩上一头轻一头重，不协调、不平衡的管理困境，反过来导致整个行业在诸多发展问题上面临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或缺。　　

行业管理和行业监管职能在实际履行的过程中，在方法、手段、目标、内容等都有不同，但是这两项职能却是相互关联的孪生关系，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无论履行行业管理还是行业监管职能，都要凭借社会资源和行政资源，纔能最终顺利完成。即便是国外的政监分离模式有可圈可点的成功之处可借鉴，但行业监管凭借的资源仍然与行政管理所依靠的资源相融合，更何况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政监合一的管理模式，二者更不能有失偏颇。　　

如何正确处理管理和监管关系，我们从村村通电话工程实施的过程中找到一些方向性的启迪。贵州村通工程在2004年9月启动之初，通信运营企业对于村通建设投入大产出少有顾虑，并且在村通建设中存在电力、青苗赔补、基站用地等涉及多部门多方面的协调困难，村通建设积极性受到一定影响，而通信管理局在村通建设中履行的正是行业管理职能。如何解决企业在市场化条件下投资农村通信的积极性？贵州管局在全面摸底农村通信现状及结合省委省政府对农村政策倾斜力度的基础上，研究认为只有将村通工程置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纔有可能取得各方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配合支持，于是审势提出了在城市通信市场日渐稳定的趋势下，农村通信市场蕴藏巨大发展空间的战略性指导意见，并确定了“条块结合、行业共举、上下联动、兼顾长远”的村通原则。在省政府支持下，率先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了“村村通电话联席会议制度”，以承担主要任务的移动公司为主要建设力量，电信、联通、铁通等企业辅助参与，国土、公安、林业、农业、电力以及各地州政府部门共同配合支持。正是村通原则及村通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企业的积极性得到较好的调动，地方相关政府部门的责任心得到有效的体现，争取了广大农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为村通顺利实施打下牢固的思想、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尤其是村通期间还得到省委省政府相关领导多次过问并作出重要批示，这种宝贵的行政资源对村通工程顺利推进至关重要。　　

当贵州通信业提前三年圆满完成“十一五”规划的“村村（行政村）通电话”、“乡乡通宽带”任务目标时，贵州管局专门向省委省政府作了专门的汇报，并得到了高度的评价和重要的批示。贵州村通工程的顺利实施完成，可以说得益于找准“关注民生”的切入点，运用联席会议制度将多方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运用。也正是村通工程，不仅树立了通信行业注重社会效益的正面形像，而且强化了通信行业监管权威，有力促进行业监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