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后，杨元庆带领的联想集团收购了蓝色巨人IBM的PC部门，成为继戴尔和惠普之后全球第三大PC供应商，还要将联想总部搬到纽约。而此刻的陈佳还跋涉在亿元规模的管理软件企业里，为国内市场而奔忙。

　　也许地理距离上的一个太平洋已经足以映衬10年来中国软件与制造业的发展差距。不仅仅一个联想，同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家的企业，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已经赢得国际上的认可，去年海外营收超过22亿美元，全球收入462亿元人民币。类似规模的制造企业我们还可以举出TCL、海尔、万向等等很多。中国已经拥有了世界级制造企业的雏形，而国内最大规模的独立软件开发企业，年营业收入不过10亿元人民币。

　　多年以前，印度的软件工程师还是中国程序员们嘲笑的对象，但现在印度象的崛起早已让中国龙们汗颜。“1996年时，我们提到学习印度还觉得掉价儿。”东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刘积仁慨叹。现在的情况早就变得不一样了。

　　2005年2月27日下午，中关村软件园的会议室中，一场对话正在进行。相对而坐的分别是中国和印度的软件企业代表，其中印度前四大软件企业TCS、INFOSYS、WIPRO、SATYAM的高层悉数在场。

　　一番寒暄之后，主持人希望印度企业展望一下中印软件企业的合作前景。会场一下子静了下来。沉默，长达几分钟的沉默，没有一位印度企业代表发言，直到一家中国企业尴尬地打破僵局……

　　几个小时前，北京香格里拉饭店的餐厅中，吃着印度厨师制作的地道午餐，INFOSYS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林德茂——印度四大软件企业中唯一的华人总经理，无意中和负责外包业务的北京中软资源信息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总裁严隽珏坐到了同一张桌子旁。很快，他们就用汉语聊了起来。

　　“说实话，参加这次会议也就是向你们学习。我们的差距太大了，去年一年你们就增加了1万人，都赶上好几个中软了。”严隽珏感慨地说，“过几天我就去印度了，先找一些同等规模的中小企业谈合作。”林德茂点了点头，显然很赞同严隽珏的看法。

　　中印软件企业对话结束后，一脸轻松的TCS中国区业务开发经理米琦上了返程的大巴。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让他兴奋起来:微软大中华区CEO陈永正约他的老板明天见个面。显然，与跨国公司的合作还是印度四大软件公司当前的工作重点。

　　进入2005年，几乎每一家中国软件企业都在为自己重新定位，中国软件业曾有的万丈豪情似乎都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磨灭殆尽。如此形势下，中国的软件业还有未来吗?

　　战略大挪移

　　金山公司总裁雷军几乎每去一个

　　“软件国家”考察，都会对金山的战略作出调整。

　　1994年初，风华正茂的雷军去了一趟美国，筹划将WPS 文字处理系统进军海外，下定决心要成为中国的微软。后来，微软进入中国发威，WPS一败涂地。

　　2000年，从印度返回后，雷军感慨万千:可以随地大小便的印度拥有好几家过万人的软件企业。那么，金山没有理由不崛起。

　　2002年时，已经涉足网络游戏开发的雷军去韩国考察，看到韩国网络游戏繁盛，备受鼓舞。一年后，雷军再赴韩国，希望代理几款韩国游戏。此时盛大已引进韩国埃克多思软件(Actoz Soft)的《传奇》，并在当年底盈利6亿多元人民币。雷军大受刺激，认为只有“韩国模式”才能拯救中国的软件业，于是迅速把在线游戏研发的队伍增加到了400多人。

　　从1994年开始一路亏损，金山到2001年才开始实现盈利。那时雷军已经意识到，微软与金山的竞争就好像是围棋职业九段与业余五段之间的较量，“我对金山死里逃生有刻骨铭心的感受，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企业之间的竞争原来也有高层次与低层次之分。我们其实觉得举‘民族旗帜’也很累，关键是生存。跟微软的竞争中我们是铮铮铁骨，但为什么做不大呢?在前有微软、后有盗版这样的空前打压下，没有一家公司能做大，错不在我们。如果说有错，也是理想太宏大了。”

　　当雷军发现欧美模式行不通后，生存的压力又使他感到，学习印度太慢了。后来，国家已经开始号召学习印度，但雷军却给有关政府部门写了一个建议。“我提出要关注韩国，因为学习印度需要太久的时间。”

　　这样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金山并不是唯一的一家。

　　“以后，创智不再投入做ERP软件平台研发，而是加强行业知识，与微软的技术相嫁接。”2005年3月10日，久未在公开场合露面的创智创始人丁亮坐在北京国际大厦的办公室里，神情果决。他目前要做的一切，不亚于重塑创智公司——彻底放弃自主研发ERP软件平台的道路，转而专注软件服务。“简单地说，就是‘微软技术+创智服务’的发展模式。”这个曾经立志要做“中国的Siebel”的软件公司，正在与过去想在管理软件平台研发上有所作为的战略彻底分道扬镳。

　　事实上，这种改变的征象早在去年10月就已显现。当时创智与微软继4月签订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后，再次签订MBS商务管理软件解决方案合作协议。在外界看来，国际软件巨头与中国软件企业的联姻逃离不了这样一个窠臼——人家倚重中国企业的本土渠道优势，从而迅速向这个市场推进产品。不过，在丁亮看来，这次合作的重大意义其实是创智ERP改换门庭的契机。

　　1992年成立、以开发电信行业解决方案起家的创智正处在公司定位的历史性巨变中——这已是第二次。创智的第一次巨变可以追溯到2000年。1998年实现借壳上市后，手握大量现金，丁亮希望能在管理软件自主研发上有所作为。为了改变软件复用程度低、劳动重复性高的状况，创智希望能将多年的经验与一些底层的基础性开发平台结合从而产品化。“80%的产品化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丁亮当时在公司内部非常明确地提出这样的要求。

　　那时，创智最大的产品化项目不外乎“创智CRM”——号称投资1亿元人民币的豪赌。这本可以成为雄心勃勃的中国软件企业进入软件巨头行列的一个标志性开端。事实上，丁亮已经深思熟虑过，不在操作系统和ERP等领域与国外软件巨头拼杀，而是选择相对架构不复杂、投入不会很多的CRM软件。从高调招募外企职业经理人，到投掷重金在软件研发，创智动作很大。但很快，市场成熟度、管理和成本控制等一系列问题使丁亮意识到研发产品、打开市场的艰难。2003年，创智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亏损。

　　促使丁亮做出彻底放弃ERP平台技术研发的决定是在深入了解微软之后——在此之前，创智的工程师并不服气，更不想放弃。2004年4月微软与创智签订合作协议后，丁亮带着十几个工程师到微软位于西雅图的总部考察和学习。“我们当场就做了决定，放弃自己研发ERP。”丁亮回忆说。在亲眼目睹这个世界上最大最赚钱的软件公司的开发机制及强大的资金实力后，丁亮说:“在所有的资源上，我们与他们都有巨大的鸿沟，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放弃的!”

　　“在微软的MBS核心技术平台上，嫁接我们对行业的深度把握和了解。”丁亮认为创智终于找准了自己在全球软件产业链中的价值。

　　进入2005年，国内最大的管理软件公司用友公司也开始了经营模式的转变。“我们将从产品经营模式转到客户全生命周期价值服务经营模式。”用友公司董事长王文京在重新回到总裁位置的4个月后，对外发出了这样的声音:“产品还很重要，但它只是我们整个交付给客户持续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了。”一位长期研究软件市场的分析师说;“这其实是一家产品型的软件公司向服务转变的大胆一步。”

　　为了实现转变，用友开始把过去产品型公司的思维方式放在一边。宋伟伟是用友华东分公司在2005年新任命的一个客户经理。她的职责是专门维护和发展与几个大企业客户的业务，帮助他们在用友内部协调资源，以使他们的任何信息化需求都能得到用友团队的解决，

　　这与用友过去被动对客户的产品订单做出反应不同。以前用友是产品导向型的企业，内部按产品线分成各个事业部。比如，迪比特要购买用友的分销软件，可能需要接触售前经理、实施和维护服务经理，如果他们要继续购买人力资源软件，就需要再去找用友人力资源软件的销售经理。但现在不同了。“我们将为战略大客户设立专门的团队。”王文京说。今年，用友将在专注ERP的股份公司增加600个员工，并在各个大区设立贴近客户的研发中心等机构。

　　“过去我们一直在学美国或者印度，其实我们中国软件业到了在学习别人的基础上，创新出一套中国成功模式的时候了。”王文京说。

　　王文京的老对手、金蝶国际软件集团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徐少春也意识到了服务的重要性，“我们发现，软件服务是个新的增长点。过去几年，服务收入占金蝶总收入的18%左右。”2005年，金蝶提出的市场口号就是:“主动服务，快速反应。”为此，徐少春把总部所有没有销售和服务经验的高层管理者全部下放到各个大区“锻炼”。同时，金蝶今年作为国内ERP开发商第一个加入了IBM的“开发商互利计划”，希望结合双方在产品、技术、服务和渠道方面的优势，共同开拓市场。“结盟将帮助客户营造一个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产业生态链。”徐少春强调。

　　这种围绕客户做服务的方式与东软在1999年做出的选择殊途同归。“一个企业最重要的还是定位，这决定你能走多远。”事实上，从1991年做软件技术出口开始的刘积仁就认定，做一个软件产品的成功机会不大。“当时很多公司要打造自己的操作系统、数据库，做中国的‘微软’，但务实很重要，没有资源和影响力，你无法让你的客户信任你能打败微软。”刘积仁说。

　　东软并非没有做过开发软件产品的尝试。刘积仁在创业之初就发现，当时的市场条件很难让客户承认软件的价值。“我们甚至将本可以存到一张盘中的软件分别存到几张盘中，并装在一个大盒子里，从而让这个软件看起来有分量。”刘积仁用调侃的语调表达当时的无奈。

　　多年前，东软主要的收入都来自于彩色CT机和软件外包，因此一直被外界所质疑“没有自己的产品和品牌”。但到了这几年，东软的发展反倒超过了那些做品牌和产品的公司，2003年已经成为中国第二大的软件公司。

　　事实上，软件行业内早已为过去弥漫的过度虚热反思。小闫今年7月就将从清华大学软件工程学院毕业，这个28岁的软件工程硕士几个月后将到一家国内知名的IT公司从事软件研发工作。尽管他们学院是学校里目前就业情况最好的，但是闫依然感到，与几年前相比，软件工程师不再是炙手可热的职业。现在来招人的软件公司开出的薪水已经远远没有几年前诱人，“那时起薪要价7000~8000元月薪很普遍，现在则基本上5000~6000元左右。”

　　软件公司们近年也开始厉行节约。新中大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在2004年的营业额没有太多增加，但是利润却提高了。“这有赖于我们对管理和办公成本的控制，比如出差时，能坐火车就不乘飞机。”新中大股份有限公司市场营销中心总经理姚晓华说。

　　2002年进入创智的公关宣传部经理杨元漪还记得与前任交接工作时的情景——当时，她打开了一个仓库，里面堆满了不计其数的印刷资料。现在，集团各部门再要印刷资料是要进行内部核算的。创智集团公关宣传部的员工几年前在全国各地有6个人，而现在全集团只在北京设了一个编制。创智2004年年报显示，创智科技能在2003年巨亏的基础上实现盈利，最大的功臣要归功于营业费用和管理费用大幅降低。

　　新机会在哪里

　　软件行业是一个高度依托于技术的行业，每一次技术的巨变，总有一些企业被甩出竞争的旋涡，一些企业则跃升到行业的浪尖。目前，整个软件行业的格局已稳定了近10多年，已经有了一些变革苗头可以让中国的公司去承载新的希望。

　　平台软件

　　几年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在研究了世界上最成功的软件企业后，得出结论——一种新的采用了标准化的重用构件技术形成的产品，最终将会取代昂贵的定制编程和集成，这种方法是未来软件生产力提高的主要来源，也将成为软件行业未来前景的核心部分。

　　近年来，中国市场出现了许多业务基础架构平台厂商，比如思维加速、上海普元，老牌的软件公司金蝶和用友也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并推出了相关的产品。

　　一年前，上海普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亚东开始进入密集的“市场曝光期”，为他在4年前创立的普元软件造势。这位AsiaInfo(亚信)公司创始人之一，曾任亚信公司首席运营官的留美博士甚至还在去年底出版了一本书——《软件中国的机会》。在书中，他声称面向构件的软件新模式才是最适合中国市场的软件应用模式。

　　所谓面向构件的软件模式就是，构件成为进行软件开发、复用和组装的“积木”和基本单元。一个构件可以有100行代码、也可以有1000行代码。一个软件的构成因而被重新定义，它不再是由一行行的代码来描述，而变成是一个个具有独立功能构件的集合了。这种模式的特色在于面向互联网部署，以可视的结构和可复用的方式，更好地支持现有及未来可发展的业务流程。

　“中国企业目前发展水平要求其软件应用必须灵活，随需应变。面向构件的软件新模式就可能实现这种要求。”在刘亚东看来，中国企业没必要模仿有很多技术遗产的美国套装软件应用模式，而是应选择一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软件模式。

　　普元成立于2001年3月，刘亚东和此前同为亚信高层，曾任亚信副总裁、首席技术官的黄柳青博士共同创立。从去年正式进入市场后，共发展了200多个合作伙伴，有20多个终端用户使用了普元的构件平台。在普元的应用客户中，有许多是对稳定性要求极高的电信行业客户。

　　“面向构件的技术提高了软件开发效率，并解决软件开发的灵活性问题。因此在中国市场非常有前景。”2年前就开始研究此类业务基础架构软件的计世资讯资深分析师曹开彬说。

　　和很多新生的小型软件公司一样，普元目前发展最大的软肋是，如何让中国的企业用户们了解面向构件的软件新模式，并敢于使用目前还名不见经传的平台级软件。

　　Linux

　　Linux作为源于软件玩家发起的开源运动，为世人提供了一种新的软件研发模式，引发IT领域的大地震。尽管受到微软公司的拼命打压，但日渐强大起来的Linux显然已经使这个IT领域霸主方寸大乱。《商业周刊》援引市场研究机构IDC的预测，在服务器市场，如果以销售量计算，到2007年，Linux操作系统的市场份额将从目前的24%上涨到33%，而Windows的市场份额将为59%，因此微软公司未来3年的市场份额增长几乎陷于停止，高利润率也遭到挤压。新旧技术交织的动荡时局，正是一些新兴软件公司的机遇所在——尤其是立志于做成全球巨头的中国软件公司。

　　“上班第一天，我作为市场总监列席高层管理会议时，听说这个成立仅仅几个月的公司就已获得了价值1000多万元人民币的签约合同，觉得这一行真是很赚钱。” 2000年9月，在外企工作了十几年的赵晓亮加盟红旗Linux。

　　但很快，他就意识到新技术领域充满机遇，同时也面临不确定性。Linux要想在中国市场大行其道，并获得真金白银非常艰辛。不久以后，他获悉那个会上提到的很多合同都因各种原因而流产了。

　　几年来，在中国市场试图把握Linux机遇而进入又退出这个领域的小公司着实不少，去年首度实现盈利的红旗Linux是能坚持生存下来的一个。这一方面有赖于政府在Linux领域的支持，也得益于红旗Linux努力在行业内获得的影响力。

　　由红旗Linux在2004年发起的Asianux联盟就引起了业界的关注。他们将占亚洲主要市场的中、日、韩Linux厂商联合起来，承诺今年夏天将发布世界首款支持中日韩英四种语言的Linux服务器Asianux 2.0。在去年7月上海召开的OracleWorld上，Oracle共同总裁Charles Phillips评价Asianux是“ Linux 在整个区域成熟的里程碑”。

　　“我们与目前国际上第一、二位的Linux厂商的差距并不很大。目前，世界上最大的Linux厂商RedHat公司也不过几百人的研发队伍。”赵晓亮庆幸在Linux领域，所有的厂商都几乎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从1999年开始，中国政府将把对Linux的支持逐步落实到具体的政策法规中去，为Linux在中国的推广应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正是像红旗这样的中国小型软件厂商的机遇所在。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IDC的数据，在服务器市场上，Linux在未来几年内将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中国的Linux市场更是保持40%左右的增长速度。到2005年，全球Linux市场将达到140亿美元的规模，中国市场占有率将从2001年的4.47%平稳地上升到2006年的26.77%。

　　中国软件业三大问题

　　中国所有软件企业的偶像都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却从未留意过中国是否具备比尔.盖茨成功的土壤。在我们一味地强调中国的低成本、高素质的软件人才优势的时候，却往往回避掉了另外一些同样重要的问题。

　　国内市场真的很大吗?

　　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中国和印度不同，中国有广大的国内市场，我们应当首先关注国内市场。”根据官方的统计，近几年中国软件行业的增长率均超过了30%。早在2002年，中国软件业的产值就达到了1100亿元并首次超过印度，在一次软件业的研讨会上，一位主管官员也不无自豪地说:“我觉得中国软件业发展得很好，我们早就超过印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