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总策划——麦天枢

和平崛起，价值何在？

问：你当时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参与《大国崛起》的策划工作的？

答：几年前，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总监任学安在汽车上听广播，听到中共中央政治局请专家讲课，讲历史上九个世界性大国崛起的经验教训，他听完后，马上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们能不能合作，拍一套谈论大国崛起的电视片。任学安就是后来此片的总编导。但当时我还有些担心：拍这种片子是不是合乎时宜？而且，我对“中国和平崛起”这种说法也有不同的看法。

问：具体来说，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

答：我觉得，现在的国际条件和当年那些大国崛起的国际条件完全不同了，中国崛起与以前那些大国崛起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就是中国现在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多数是通过军事征服和殖民掠夺，但在今天，不要说中国，就是美国，也无法再靠那种方式来获取更大利益了。

问：那么，从国际环境来说，中国和平崛起的前提是存在的了？

答：但是，无论是西方提出的“中国威胁论”，还是中国对外部作出的“中国和平崛起”的表白，都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我认为，正因为中国目前面对的国际环境相对平和，所以，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就更多地取决于中国能否和平地处理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取决于中国能否妥善解决国内的安全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要出现大的动荡，中国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处理这些年来积累的社会不满、腐败、改革中利益分配的不平衡、不公正等内部问题，不要因处理不当引发大的社会灾难。我觉得，和平崛起的价值是针对我们国家内部的，而非针对国际的。在这套片子的制作过程中，我一直与他们谈，希望多强调西方列强崛起过程中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妥协、合作，多强调这些国家内部制度的革新。

问：你刚才说，你最初对拍这样一套片子有些犹豫，那总编导任学安是怎么最终说服你参与合作的？

答：我谈了我的上述想法之后，任学安说，行，就按你的这个思路去做，这样我就参与了该片的策划。虽然这套节目播出之后引起了很多争议，但它的制作过程总的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尽管也作了一些修改，但在当前中国国内的传播环境下，它还算是比较顺的。

不谋而合？

问：这套片子播出后，外界有一些传说，称这套片子的播放是领导层授意的，是为未来政治改革展开的舆论造势。那么，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的呢？

答：这完全是揣测。应该说，这个情况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中央电视台也不会找我。我想，这套片子能够出来，主要是两个因素：一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随着国际的关注，中国这些年来形成了一种“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民族情绪，二是认为中国要学习、借鉴历史上其它大国兴衰的经验和教训。这两条是共识。

问：如果实际情况的确如你所说：这套片子的制作并没有所谓的政治背景，那能不能说，你们搞这套片子至少是与上面的意图不谋而合？

答：我想，关注历史上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这一点是中国上下之间、官民之间的不谋而合，除此之外，就难说了。人们在这套片子中看到的，更多的是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价值观念，但官方和民间对这些东西的认同度，可能就有不同。中国社会走到现在，有一个基本判断就是，过去的那种上面授意、下面配合的模式，现在已经不大可能行得通了，尤其对我这样的人来说。

问：在中国目前的政治气氛中，这样一套谈民主、谈自由的电视片最终能够在中央一级的官方电视台上播放出来，你是否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呢？

答：我现在还不能做这样的判断。这套片子播出以后的效果，是大家事前都没有预料到的。在片子制作期间，我们都有些顾虑，你知道，中国国内电视上充斥着不少媚俗的电视剧，我们担心这样严肃的片子在中央电视台播放，会不会有人看，但实际上，我们没料到，国内青年知识分子非常关心，而这套片子不同于传统意识形态的叙述方式可能让人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并因此产生一种错觉，觉得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进步。但我认为，这更多的是一种巧合。

问：这套电视片的思路和叙述方式确实让人耳目一新，但这样的片子在策划、编写和拍摄的过程中，是不是有些激烈的争论呢？

答：争论还不算大。从我参与该片制作的过程来看，制作人员在观念上都没有什么障碍，观点比较一致，内部讨论时也没有什么激烈的冲突。主要的困难在叙述上，就是怎样在短短的时间内把一个国家的崛起历史说清楚。困难在技术上，而不在观念上。因为，自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无论官方舆论怎么说，但上上下下，人们内心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拿中央电视台来说吧，不管是台领导，还是普通的电视制作人员，大家看的书、听的议论都是一样的。这种影响是多年来潜移默化的结果。

现代化与传统

问：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曾经都在《中国青年报》工作过，私下里，我们也曾多次长谈，应该说，我对当时你的思想和作品是了解的，但如今看你的新作，读你接受记者采访时谈的观点，我发现你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答：应该说，每一个人都有变化。我个人最大的变化就是，对全盘西化，持否定态度，对维护中国的社会安全，则认为那是最高的政治。我参与这套电视剧也与此有关系。例如，这套片子中的英国篇和美国篇，我是看的最多的，在播出之前，我看了三遍，就是想把这两个国家中不同社会集团之间达成妥协、并以最小的代价实现社会变革的经验多多表现出来。纵观中国历史，中国还从来没有以和平的方式实现过制度转型，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希望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能够培育出一种社会条件，使未来中国的民主转型能够通过和平、妥协、不同社会力量之间展开合作的方式逐步实现，而不要再出现各个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公开对抗。这20多年来，人们可能看到的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看到的是北京、上海的高楼大厦，看到的是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我看到的则是社会安全危机，这种安全危机是中华民族从来也没有面临过的。我认为，中国的社会安全和秩序安全是中华民族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对知识分子来说，维护这种安全也是他们最高的道德标准和正义标准。

问：你可能还记得将近19年前我们的那次交谈，当时你对电视剧《河殇》非常赞赏，那今天你怎么看待这部片子呢？

答：我想，过去像我们这些当时在文坛上热闹的人，真正坐下来读书的并不是很多，知识准备和理论准备并不是很足，对中国社会的看法还比较肤浅，对民主化、对新闻自由的要求实际上都过于简单。后来，我读书读了很多，但写的很少，因为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自由地思想，慎重地表达。另一个方面，随着我对西方民主制度形成过程的深入了解，我觉得，民主确实需要一些复杂的社会条件。而中国现在的一些自由知识分子，他们都是在知识分子当中谈论中国问题，而不是在中国社会、中国传统的基础上谈论中国问题。

问：再具体谈到《河殇》与《大国崛起》的对比，你现在是怎么看《河殇》的那种激烈反传统的思维和表述呢？

答：全面的反传统，实际上是一种无知，不管它的表述是多么的慷慨激昂、多么的漂亮，都是一种无知。近代以来，尤其是1949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基本的知识和信息都来源于西方，而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对我们的传统了解得太少，了解得越少，也就否定得越干净，否定得越容易，而了解得越多的人，就会对我们的传统存有仰望之心，这种仰望并不是保守，而是尊重客观存在。

问：你对传统的新认识是不是也反映在了《大国崛起》的内容之中？

答：在这套片子的制作中，有两个思想肯定是贯穿其中的：一是各个社会力量之间的妥协，二是现代化与传统的融合。例如，在日本这一集中，我们谈到了日本现代化过程中对传统的保留：日本在改革过程中保留了天皇制、保留了基本的社会秩序；另外，我们在其它几集中也突出了这个思想：凡是进行逐步、渐进的改革、并融合传统与现代化的国家，发展都比较平稳，凡是没有进行理智思考就匆匆展开激进变革的国家，都会出现大的折腾和倒退。

（原文有删节）

读后感——鲁迅先生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