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语：

腾讯公司副总裁、腾讯政企业务总裁李强:

企业如何穿越乌卡迷雾?是摆在大中小企业面前的紧迫性问题。企业需要通过组织、技术、业务、供应链等的敏捷转型来快速响应这些新常态。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积极拥抱新经济,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发展。但实体经济数字化是一场持久战，需要全行业有长跑的耐心和长期投入的信心。腾讯愿意做好实体产业进入数实融合新周期的连接器和数字化助手，助力国有企业当好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的排头兵。

腾讯研究院院长司晓:

数字经济时代大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大势所趋。实体经济融合数字化能力,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升级，是一场价值共建的双向奔赴。腾讯研究院自2021年初开始了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跟进研究，试图从多维度梳理总结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状与趋势、投入与成效、问题与障碍、路线与模式等，期待能为正在奋力探索中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些许有益的助力。

引言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也进入加速期。为了洞察当前国企数字化转型进程、转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及探索推动国企数字化转型思路,在国务院国资委干部教育培训中心的指导下，腾讯研究院分别于2021年5月、2022年3月向以中央企业为主的国有企业领导班子成员开展问卷调研,持续系统推进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

本次调研在延续2021年对转型进程、组织保障、转型内容、转型成效、转型困难、行业比较的基础上,增加了对转型动因、转型顺序、转型模式、转型必选项、转型资源投入情况、转型期待等方面的调研，受访者行业分布也更加均衡。整体上看，本次调研是对2021年调研的发展与深入，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进一步细致摸底。

此次调研采用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问卷调研方面，主要向国有企业的集团高管、部门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发放问卷,共回收来自近百家国有企业的有效问卷110份；在访谈调研方面访谈对象主要来自国有企业IT部门管理人员、国企生态合作伙伴企业一线人员，以及国企研究学者等,累积调研访谈人员超30名。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的调研数据以受访者认知为基准,受访者认知与企业的实际情况是不同的概念，请读者注意区分，不要将受访者认知数据混淆为国有企业实际数据。

核心观点：

1．从数字化转型的进程看，六成受访者认为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仍处于初期阶段，与预期目标存在明显差距。

2．从数字化转型的投入规模看，近六成受访者认为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资金投入普遍低于营收总额5%；在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外部合作商选择方面，拥有国资背景的企业和大型科技企业较受国有企业青睐，且方案选择上更倾向综合转型规划和解决方案。

3．从数字化转型的重点投入方向看,有七成受访者认为应用软件部署和基础设施建设是主要投入资源。除此之外,数字人才培养也是转型重要投入之一,近七成受访者认为企业将在2022年加大对数字化人才培养上的投入规模。

4．从数字化转型投入与成效之间的关系看，增加费用投入与提高转型成效并无明确正相关性。这符合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典型特征：长周期、重投入、见效慢。

5．从数字化转型的切入点看，大多数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之初，普遍会优先选择管理和营销环节的数字化转型，从管理和用户入手来切入和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其次才是从产品入手推进。一般转型顺序为:“从管理角度入手,优化行政和决策”“从用户角度入手,优化营销和服务”“从产品角度入手,优化研发和生产”

6．从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可能存在的失败风险看，跟风上马数字化项目、资源浪费或投入不足、技术决定论等是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风险。

7．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的主要障碍看，超过半数以上受访者认为国有企业当前面临的首要障碍是缺乏数字化转型的清晰愿景,从而无法对症下药制定数字化战略。而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不足和企业内部的认知差异被认为是导致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虚焦的主要原因。

8．对于政府部门来讲，需要构建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公共服务与专项支持政策体系。包括构建多层联动的产业互联网平台，加强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专项资金支持，鼓励构建多方参与数字生态共同体，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9．对于国有企业来讲，需要着力解决当前存在的偏离核心业务、内部协同机制复杂等问题。选择“小而美”的核心业务或项目，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切入口；加强数字化转型知识学习，培育良好的企业数字文化；建立具有长期主义的数字化转型考核体系。

10．本报告列出7家来自不同行业(能源、建筑、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业等)国有企业转型案例。从案例中可以看出，各家企业多结合自身业务的特定需求，选择从统一管理、办公协同、生产线质检、应用上云等局部场景出发，用以提升企业在管理决策、生产执行、资源利用等方面的效率。

一、调研样本描述性统计特征

综合看，本次调研的受访者主要集中在大型国有企业，以集团高管和部门管理人员为主。相比基层员工，他们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和实践有更全面的认知；受访者所属行业部门涵盖制造业能源行业、建筑业和服务业,行业分布比较均衡。

从受访者的企业分布来看,主要来自央企及其下属单位。此次调研共回收来自近百家国有企业的有效问卷110份，其中，来自央企及其下属公司的受访者共有87位，占样本总量的79.1%,是样本的主要构成部分；其余20.9%的受访者主要来自地方国企。

从受访者的企业规模看，主要来自大型国有企业。其中,来自1000人以上或年营收超过1亿元的大型国有企业的受访者人数分别为71人和92人，所占比重分别为64.5%和83.6%;来自1万人以上或年营收超过500亿元的超大型国企的受访者人数分别为27人和23人，所占比重分别为24.5%和20.9%。

二、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线与模式

从数字化转型动因看,国有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是内外驱动的共同结果。具体看，“利用新的生产要素”是推动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内因，占比高达56.4%；其次是“响应国家战略”，占比达到54.5%，“应对同业竞争”、“连接生态企业”的占比也分别达到47.3%和37.3%。

从开展数字化转型的顺序看，国有企业更倾向于优先从提升管理效率和优化营销与服务的角度入手来开展数字化转型。综合排序结果显示，国有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的一般顺序为:“从管理角度入手，优化行政和决策”“从用户角度入手,优化营销和服务”“从产品角度入手，优化研发和生产”。

从首选项的选择情况看，选择最先“从用户角度入手,优化营销和服务”的受访者占比为41.8%；选择最先“从管理角度入手,优化行政和决策”的受访者占比为40.9%；选择最先“从产品角度入手，优化研发和生产”的受访者数量占比为17.3%。

根据以上数据,无论是系统全面地推进数字化转型，还是选择数字化转型的切入点,大多数国有企业都选择了管理(优化行政和决策)/用户(优化营销和服务)→产品(优化研发和生产)这一顺序。这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当前国企数字化转型的路径选择以及不同转型路径的难易程度。短期内优先从管理和用户的角度切入，但是在更长期内将更加重视组织和管理、生产和运营、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与转型。

相较于2021年，在进行数字化转型切口选择上，国有企业对用户的重视度显著提高。去年调研中仅有32.3%的受访者表示将数字化转型重点聚焦于建设数字营销网络、推进用户服务敏捷化上,而今年这一比重上升到41.8%。

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实现方式看，主要采用自建系统及应用、外包定制解决方案和采购标准化工具三种方式，行业间采用方式各有差异。其中，选择“自建系统及应用”的受访者占比最高，多达68.2%；选择“外包定制解决方案”和“采购标准化工具”的受访者占比也达了55.5%和40.9%。具体到行业，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更多采用自建系统和外包定制的方式，采购标准化工具的标准相对较低，能源行业则以自建系统为主，比例占到62.5%。

经过访谈进一步了解到，企业在转型过程中会面临不同的业务痛点，通用性行业解决方案的适用性和匹配性相对较低，因此多数会选择自建的方式，结合自身行业特性定制开发专业解决方案；同时，国有企业选择自建系统也有安全考量。基于对外包方式后期高额运维费用和服务质量的担忧也是受访者选择自建的原因之一。

三、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投入与成效

从数字化转型阶段进程看,六成受访者认为所在企业仍处于转型初期。其中,三成认为数字化转型影响局限于单一职能范围，尚未对主营业务起作用，也有三成受访者认为数字化转型已在局部发挥作用；认为数字化转型已进入转型深入期，并能对主营业务起支撑作用的占比为29.1%，这些受访者多来自制造业和能源行业；10.9%的受访者认为数字化转型已逐渐成熟，并在一定程度上可实现企业内外部协同互动、协作共享，这可能与相关行业信息化建设起步较早有关系。

从数字化转型的投入规模看,近六成的受访者认为其转型资金投入占其营收总额的5%以下。从数字化转型的投入方向看，国有企业主要的投入在应用软件部署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约占七成。此外,认为数字人才是最主要的投入资源的受访者占比为23.6%，而认为智能硬件作为主要投入的受访者仅占6.4%。其中，数字基础设施主要是指云计算、数据中心等，智能硬件主要是指机器人、传感器等，应用软件主要是指工业软件、管理软件等，数字人才主要是指招聘和培训专业人才。

从受访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自我评价看，大部分受访者认为目前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处于中等偏下的程度。受访者按照1-5分评级结果显示(分数越大，代表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平均得分为2.61分，评价企业转型程度达3分的占比39.1%，评价2分和1分(即认为转型程度偏低)的受访者分别占比27.3%和16.4%，评价4分以上(即认为转型程度较高)的受访者总占比17.2%。这一调研结果和前文受访者评估“企业数字化转型阶段”呈现相同趋势，企业数字化转型整体处于中等偏下发展阶段。

进一步分行业看，能源行业、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综合性企业的转型程度自我评价打分(加权平均值)依次递减。能源行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自我评价高于平均水平分别为2.73、2.69和2.65。建筑业与平均水平齐平,而综合性国有企业的转型程度最低，打分为2.2，远低于平均水平。

从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期望差看,绝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企业实际转型程度和期望目标存在差距。受访者按照0-5分评级结果显示，认为企业实际转型程度较为不符合预期的受访者占比最高，达33.6%；认为企业实际转型程度较为符合预期的占比22.7%；认为企业实际转型程度基本不符合预期的占比21.8%；认为企业实际转型程度与期望目标基本相符的受访者占10.9%，而认为企业实际转型程度完全不符合预期的受访者占比6.4%,认为企业实际转型程度完全符合预期的企业占比4.5%。

分行业看，能源行业、制造业相对建筑业和服务业达成转型期望目标的表现略好,综合性企业实现期望目标还有较大的差距。

对于数字化转型投入与转型成效之间的关系，是否转型投入越多，转型效果就越好？实证检验表明,总体费用投入与转型成效之间的相关系数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在现阶段,增加数字化转型的总体费用投入不一定会带来数字化转型成效的提升。不过，对于数字化人才费用投入与转型成效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增加数字化人才费用投入，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目标的实现。

综合上述分析看,在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投入规模，半数以上的受访者表示转型投入占营收总额的比重在0一5%区间以内,更加侧重于应用软件和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且近七成受访者认为将在2022年加大对数字人才方面的投入。在转型成效方面,认为处在转型初级阶段的受访者仍居多(占六成)。

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问题与障碍

从疫情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看，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国有企业的转型，占比为43.6%,例如企业远程办公、数字化支持建设加强；同时,疫情也导致了一部分企业经营压力持续扩大,投入动力不足，致使数字化转型速度放缓，受访者占比为21.8%。特别是相比于实力雄厚的中央企业,部分地方国企更因无法明确界定数字化转型的投资回报率而放缓投入。此外,还有19.1%的受访者表示疫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没有影响；另有15.5%的受访者表示疫情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开设新业务。其中,特别是服务业与能源行业中的部分国有企业，因受疫情影响而加快数字化转型速度。

从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可能存在的失败风险看,有66.4%受访者认为,存在“在不了解数字化的实质内涵的情况下,就跟风上马数字化项目”的认知风险；64.5%的受访者认为,存在“企业因内部决策机制模糊，导致资源浪费或投入不足”的机制风险;60.9%的受访者认为，存在“认为技术是万能的，希望单纯依靠技术方案解决所有问题，从而陷入技术决定论中”的技术风险。这是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面临的三大主要风险。

此外，还有52.7%的受访者认为，存在“积累大量数据但并未有效利用”的数据风险:46.4%的受访者认为，存在“在转型过程中脱离企业的主营业务和发展战略，在相关性不高的赛道上投入”的方向风险；以及有40.9%的受访者认为，存在“忽视企业的技术发展阶段，导致数字化项目过于超前”的阶段风险。

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的主要障碍看，53.6%的受访者认为国有企业当前面临的首要障碍是企业的转型战略虚焦问题，即企业由于缺乏数字化转型的清晰愿景，从而无法对症下药制定数字化战略。而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不足和企业内部的认知差异被认为是导致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虚焦的主要原因。49.1%的受访者认为数字化转型中主要的阻碍是组织内部机制复杂，难以形成企业数字文化。45.5%的受访者认为数字化转型中主要的阻碍是数字化未融入公司核心业务,只是修修补补；34.6%的受访者认为转型主要阻碍是缺乏业务场景与数字技术的结合点，应用场景缺乏；32.7%的受访者认为主要障碍是过分追求短期财务业绩,不愿承担失败风险。另有16.4%的受访者认为是信息安全和数据安全隐患。

五、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探索与试验

从受访者了解和学习数字化转型知识的途径看，公司内部自发学习为主，外部培训、组织统一学习为辅。据调研数据显示，目前受访者所在企业了解和学习数字化转型知识最主要的途径为公司自发学习相关知识，所占比重为67.3%；通过“政府部门统一组织学习培训”的受访者所占比重为17.7%；通过“行业协会不定期组织学习”的受访者所占比重为15.0%。由此表明，国有企业的从业者学习数字化转型知识的意愿较高。

从对外部合作商选择的影响因素看，国有企业更看重合作方“熟悉国企文化并能适应工作节奏”和“数据安全与风险防控能力”。无论是在综合排序还是在首选顺序中，“熟悉国企文化并能适应工作节奏”和“数据安全与风险防控能力“是国企选择合作商的重点考虑因素，其他因素还包括“良好的企业品牌与市场口碑”“提供配套的员工培训与管理优化支持”及“具有明显的价格竞争优势”各影响因素的具体排序如下表所示。

综上所述，虽然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一定的困难，但是为了降低上述风险并克服转型阻碍，国有企业也在积极主动地进行探索与试验，如为了克服缺乏愿景与认知风险问题，自发地学习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知识：为了解决机制复杂问题,专门设置数字化转型部门:同时,在对外部合作商方面也提出一定的要求。

六、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思路与建议

(一)对于政府部门来讲，需要构建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公共服务与专项支持政策体系。

一是构建多层联动的产业互联网平台。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和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等“软基础”提质增效，引导支持平台企业与国有企业合作探索基于产业价值共创的工业互联网建设新模式,形成基础平台建设与数字化转型通用方案。通过发挥工业互联网渗透和带动作用，加快央企数字化转型,促进全产业链供应链“上云用数赋智”水平,实现资源要素集约高效利用

二是加强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专项资金支持。引导财政资金加大对央企,特别是处于传统产业的央企数字化转型投入支持。加大对数字经济领域重大平台、重大项目及试点示范的支持。鼓励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产业教字化发展基金建设。积极落实数字经济领域的相关惠企政策，强化政策宣传和定向服务水平，确保相关政策落地见效。

三是打造多方参与的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方案供应链。鼓励政府部门、行业组织、央企、民企特别是上下游中小微企业，共同构建以价值创造和共享为导向的数字化转型方案供应链，探索打造数字生态共同体。加快产业资源的合理调配，引导更多社会主体参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鼓励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国民共进”，以供应链、价值链的高效协同，共同推进高质量发展。

四是创新央企数字人才培养机制。探索柔性引才等新举措，创新央企、高等院校、科技企业等市场主体间的合作机制，创新人才需求对接和定向培养机制。通过设立联合实验室、创新共同体等方式，为央企员工和高校学生提供专业化学习平台载体，推动相关人员加强政策导向与行业经验、理论知识与技术前沿的融通学习，助力央企加快培育专业化的人才梯队。

(二)对于国有企业来讲，需要着力解决当前存在的偏离核心业务、内部协同机制复杂等问题

一是选择“小而美”的核心业务或项目,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切入口。这就需要企业深入分析自身的业务结构与技术条件,选择其中较为具体且预期能够实现较好成效的业务内容,以此入手来实施数字化转型项目。研究发现，多数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通常遵循管理/用户一产品的逻辑顺序，从管理数字化入手,推动企业核心业务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可以为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二是加强数字化转型知识学习，培育良好的企业数字文化。企业管理者加强对数字化转型知识的学习，深化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了解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规律特征，根据企业的发展目标、核心业务、产品特征等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同时,需要企业增加数字化人才的费用投入，加大数字化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力度，奠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人才基础。

三是建立具有长期主义的数字化转型考核体系。正如调研中发现,32.7%的受访者认为过分追求短期财务业绩，不愿意承担失败风险，是阻碍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的重要因素。应当注意到，数字化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简单工作,而是需要长期坚持投入的系统工程。此外，因为国有企业行业属性及各自转型特性与需求不同，较难找到完全可复制的成功转型参考案例，也使大多数国有企业的转型过程必然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缓慢发展状态。因此，对于数字化转型的投资回报率考核标准或应予以更加弹性的衡量。

在受访者中这两项分别占30.7%和29.9%,更大的困难则是来自缺乏对数字化转型的深刻理解企业内部存在较大的认识分岐(52.0%)；无法找到数字技术与业务场景进行融合的切入点，不知从何下手(64.6%)，以及组织内部协同困难，难以打破原有的部门边界和利益壁垒(58.3%)。

三、国企数字化转型的行业比较

国务院国资委在2020年8月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中，提出在四类行业中打造数字化转型示范样板，分别是制造类、建筑类、能源类和服务类，本文将进一步对这四类重点行业中国企的数字化转型进行考察。调研中受访者在不同行业的分布分别为，制造类占40.9%,建筑类占18.1%,能源类占7.9%，服务类占22.0%，其他行业占11.0%，四类重点行业中的受访者占比总和为89%。

通过进一步分析数据发现，目前超过半数的制造类国企受访者(67.3%)认为企业已经制定转型战略规划并开展行动。建筑类和服务类行业中也已有接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企业已经制定转型战略规划并开展行动，分别占47.8%和35.7%。而能源类国企中虽然也有三成(30%)的受访者表示企业已制定规划并开展行动，但是也有40%的受访者表示企业已制定规划却未开展行动，数字化转型脚步稍显滞后。

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展方面，相比于制造类行业(15.0%)、建筑类行业(13.5%)以及服务类行业(17.9%)均有进行深入阶段的企业，能源类行业和建筑类行业大部分企业仍停留在启动阶段，分别仅有10%和8.7%的受访者认为企业进行深入阶段。比较印证两项指标发现，能源类国企的数字化转型相较于其他行业，发展也相对较慢(注: 因本次调研中能源类企业样本量较少,故该结论仅供参考，请读者酌情把握)。而制造类国企起步较早，同时也存在向转型深入化迈进，这可能与国家较早地实施《中国制造2025》和智能制造战略有关。

在数字化进程组织形式存在的两种主流方式中，大部分受访者表示目前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由原有的信息技术部门或业务职能部门领导，受访者在不同行业类型的国企中的分布分别为制造类有44.2%,建筑类有60.9%，能源类有50.0%，服务类有53.6%。在数字化转型内容方面，除大部分能源类企业的受访者(70.0%)认为主要集中在提高生产运营智能化水平外,制造类行业(86.5%)、建筑类行业（87.0%)以及服务类行业（85.7%)的受访者均表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建设基础数字技术平台，推进企业管理体系数字化为主要内容。

对于数字化转型的成效，建筑类行业 (60.9%)、能源类行业(50.0%)以及服务类行业(50.0%)都有一半及以上的受访者认为目前的初期转型无明显效果或受益。除建筑类行业(13.0%)外,制造类、能源类以及服务类均另有近三成的受访者则认为转型遇到障碍,并正努力寻求突破中，受访者在各自行业类型中的所占比重分别为28.8%、30.0%和28.6%。

从各行业数字转型的数据来看，如图2所示，数字技术与业务场景融合图难，不知从何入手为各行业最主要挑战，制造、建筑、能源以及服务类行业分别有59.6%、73.9%、60.0%、71.4%的受访者持有这一观点。根据调研数据,制造类、建筑类、能源类和服务类中分别有55.8%、56.5%.70.0%和64.3%的受访者表示组织内部协同困难，难以打破原有的部门边界和利益壁垒也是一项不容忽视的挑战。除此以外，服务类国企中有64.3%的受访者同时认为企业内部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也是企业科技创新与数字化转型过程的巨大障碍。

四、国企数字化转型的思路建议

第一,加快国企管理数字化转型。当前正处于国企进行管理数字化转型的机会窗口期，就在5月28日，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翁杰明在国家电网江苏电子公司召开的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现场推进会上指出，国有企业要推动企业管理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更好地发挥为业务赋能、促进管理变革、实现价值提升、提高运营效率等重要作用,打造数字化、智能化驱动管理提升的新引擎。通过调研也可以发现，一方面,国企领导已高度意识到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意义，缺乏“一把手”领导的支持不仅不再是国企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最主要挑战而且在“一把手”领导的支持下,83.5%受访者表示推进企业管理体系数字化是当前国企数字化转型中最主要的内容，这在制造类、建筑类和服务类国企中都得到显著体现。

另一方面，管理数字化转型也是应对转型过程中“不知从何入手”和“内部协同困难”两大最主要挑战的重要途径,不仅提供了数字技术与企业转型相融合的应用场景，为国有企业指明了数字化转型的切入点，而且能够通过构建以人为中心的数字化管理体系，建立人一事一物一态之间的连接体系，提高企业内部的连接效率、数据效率和决策效率,为国企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和管理体制改革实现重要支撑。

第二，构建数字生态共同体。国企数字化转型不能依靠单打独斗,而是需要秉持开放融合的原则，积极联合数字科技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多方协同构建数字生态共同体。调研中发现，仅有24.4%的受访者表示所在企业正在推进异业合作并构建跨界融合的数字化产业生态，在转型工作内容中占比是最低的，在制造类、能源类和服务类行业中比较的非常明显，这也可能是导致当前国企数字化转型进程缓慢、收效甚微的原因之一。

根据调研数据，未来在推进国企数字化转型与建设数字生态共同体过程中，可以考虑积极学习与借鉴典型或先行企业的经验示范，开展数字化转型相关内容的交流培训，与数字科技企业联合开展跨界合作与创新，这在受访者中分别得到85.8%、66.1%和73.2%的支持率。

第三，根据行业异质性采用不同的转型策略。不同的行业门类在推进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比如在制定转型战略规划方面，制造类、建筑类和服务类国企中占比最高的是已制定转型战略规划并开展相应行动，在各自行业中分别得到67.3%、47.8%和35.7%的投票率；但是在能源类国企中占比最高的则是企业已制定转型战略规划，但尚未并开展行动，表明能源类国企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行动相对缓慢。

在数字化转型内容方面，制造类、建筑类和服务类国企中占比最高的是通过建设基础数字技术平台，推进企业管理体系数字化，在各自行业中分别得到86.5%、87.0%和85.7%的投票率；但是在能源类中则有70.0%的受访者认为目前企业转型中最主要的工作内容是提高生产运营智能化水平，如智能制造、智慧园区、智能场景等。因此,在未来的国企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需要根据国有企业所处的不同行业类型，制定与行业属性相匹配的转型战略，设定不同的转型目标与考核体系规划不同的转型路径与解决方案，提供不同的转型支持与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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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腾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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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fjci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