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经济做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最显著的标志便是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在经济中的广泛应用，导致了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并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新经济”现象。目前的研究主要认为信息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由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种种效应，但是做为一种已经比较成熟的经济形态，信息经济的内部正发生着制度的变迁，并且信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要求制度的创新来保证。这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所在。
关于经济发展中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经济学新增长理论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这个理论忽略了制度因素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或者说以制度给定为前提。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经济增长的原因在于制度的创新，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而不是技术创新决定制度创新，好的制度选择会促进技术创新，不好的制度选择会将技术创新引离经济发展的轨道ƒ。而经济增长内生化理论则试图将技术和制度内生化，并竭力寻找出二者的相适性。认为由于技术变迁导致规模经济效益的改变和劳动、资本等资源的节约，从而在成本降低的基础上使总收入提高。短期的经济增长会诱致新的制度产生，使得新技术在全社会扩散开来，从而保障新增收入的稳定提高„。信息经济的增长不但以技术创新为内生变量，也以制度创新为内生变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在长期经济增长中所扮演的适应性角色，一是制度创新所带来的经济增长。
一、信息经济制度变迁的特点
1、 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呈现出新的特点。
任何制度变迁都包括制度变迁的主体（组织、个人或国家）、制度变迁的源泉和适应效率等…。有效的组织是制度创新的主体，衡量一个组织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志是其创新能力的大小。而在信息经济条件下，创新能力与企业家精神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由此决定了制度变迁的速度加快，一系列旨在鼓励创新和风险承担与管理的经济制度迅速产生。另外，为适应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收益与成本的变化，企业组织发生了改变，中小企业、跨国企业进一步发展，网络企业、电子商务企业应运而生。
制度变迁的源泉来自于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信息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新技术与新产品的垄断高价使得土地、原材料与资本的价格相对下降，也由此刺激了鼓励技术创新与智力商品保护的知识产权制度，以及企业分配制度的创新（如各国都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技术资本收益的政策与法规）。通讯技术的发达使得信息成本大大下降，从而降低了个人参与制度安排的组织成本，如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公司成员可以通过远程会议的形式投票决定公司重大的制度改变。信息处理能力的提高大大完善了保险、人口普查制度。另外，在信息经济时代，人们的偏好正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互联网络的普及使人们对闲暇与工作的选择、休闲方式选择偏好改变，从而引发了企业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的变化，以及家庭结构、社区结构的改变。
2、信息经济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的新特点。
路径依赖最早出现在技术的演变中，指的是技术的自我强化现象。这在信息技术中尤其明显。信息技术的高的初始成本、互补性（competence）、兼容性（compatible）、标准化（standardization）、协调性（coordination）形成明显的网络外部性，造成高的转换成本与锁定效应（switching costs and lock—in），从而加强了技术的路径依赖，也就是说，选择某种技术容易，放弃却很难。制度变迁同样具有路径依赖问题。制度具有同技术相同的自我强化机制，从而具有了某种惯性，会沿着特定的路径持续下去，决定经济长期运行的轨迹。
信息经济条件下制度的路径依赖呈现出两个新的特点：一是信息技术极强的路径依赖会强化、改变或创新某些制度安排。比如，差别定价的安排已成为目前信息类企业常见的定价策略。信息技术既要求需求方规模经济又要求供应方规模经济，市场竞争不可避免地集中，并引起行业的标准化与合作，并且挑战已有的竞争规则。令世界瞩目的微软垄断案让人们重新思考信息经济时代竞争规则的含义与调整方向。另一个是与路径依赖相关的制度发展造成信息经济的马太效应，使国家间或地区间发展信息技术和信息经济的能力与意愿有所不同，从而形成贫穷的“恶性循环”，强化贫富差距。如美国率先发起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及发展信息经济的政策，使它一直处于信息技术创新的核心位置，位于利润流的上游。而一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甚至被边缘化。
二 、信息经济条件下制度需求分析
1、制度变迁的需求诱致因素
制度变迁的需求诱致因素在于变迁的主体期望获得最大的潜在利润。所谓潜在利润就是指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中，社会资源的配置还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还有改进的余地。要获取外部的利润，就必须进行制度的改进，使显露在现存的制度安排结构之外的利润内部化，以达到帕累托最优。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认为，如果一种安排性创新成功地将这些利润内部化，那么总收入就会增加，创新者可在不损失任何人的情况下获取收益‚。
外部利润的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规模经济带来的利润，如股份制公司的出现就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制度安排，克服了传统企业存在的融资问题，从而实现了规模经济的效应。二是外部经济内部化带来的利润。如跨国公司的出现，兼并收购制度的逐渐完善，都是为了将外部经济内部化。三是克服对风险的厌恶。如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四是降低交易费用所带来的利润。制度变迁的真正发生，取决于通过制度创新可能获取的利润大于进行制度创新所需要支付的成本。信息经济的出现，以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应用为标志，对于制度变迁的影响在于它改变了制度安排的成本与收益比较。
2、 信息经济条件下的制度需求分析
技术的进步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变化，在信息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经济中对制度创新的各种需求逐渐显现，并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是产品和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所引起的制度创新需求。在后工业经济时代，按边际递减规律，资本的积累与储蓄的增长导致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呈相对下降趋势。自然资源的日益短缺与环境的压力迫使人们寻求专门知识做为新的经济增长要素。这种知识与智力要素的价格相对上升，要求相应的制度改变。具体表现在投资制度、分配制度和企业管理模式的改变。事实正是如此，人们更加注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教育更加普及，教育体制进一步完善。技术股和一定程度上的按知分配，都体现了分配制度所发生的变化。另外，以人为本的管理正成为主流管理模式。
二是政府导向所引起的制度需求。信息经济时代的竞争已扩大到全球的范围。政府为了适应竞争及种种需要，经常会有一些明显的产业或区域发展导向，如我国政府“十五”计划中的国民经济信息化的战略目标，既是一种正式制度的供给，也要求有关信息化、信息产业发展的制度创新。因此需要有关电信体制改革的方案、软件产业的发展政策、网络企业的管理规章等一系列的制度完善和创新。我国所倡导的科技创新体制不但建立了国家创新体制，也促进了高校、企业及民间组织进行科技创新的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为了充分利用国家政策的有利环境，往往需要制定相应的新规则，如具体的企业研发、产学研规则等，与政府导向的需要密不可分。
三是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制度创新的需要。这是信息经济尤其明显的一个特征。由于信息技术的出现，信息产品具有高沉没成本和低甚至零复制成本的特点，信息经济呈现出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因此，有必要也有可能建立更为复杂的经济组织，如电子商务中信息流、货币流及物流的重新组织与安排。同时，要求建立更为健全的制度保证，如知识产权制度，网络安全、税收等一系列新制度。
四是市场规模扩大所引起的制度需求。信息的瞬间传递，不但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而且极大地扩大了市场规模，这不仅表现在市场地域范围的扩展，如市场的全球化，也表现在市场形态的扩展，如网络市场强大的生命力，这些都要求一些已经存在的制度安排更加完善。如跨国公司从组织结构到管理模式都在发生改变，而全球资本市场、人才市场、技术市场、金融市场的制度规则都要求进一步完善。
三、信息经济条件下的制度供给分析
制度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愿。信息经济条件下，经济越发达的国家，越鼓励制度创新。但制度供给的实际效果如何，主要取决于以下几方面：
1、一是知识积累和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以及制度设计的成本。弗农·拉坦认为，我们拥有社会科学的知识越多，我们设计和实施制度变化就会干得越好‚。制度设计成本则主要取决于设计新的成本所要耗费的人力资源的成本。信息经济是以知识的大量积累和迅速创新为特征的，人力资本的积累也空前提高，因此从总体上讲，是有利于制度的供给的。这在社会各个领域实际的制度变迁中都可以观察得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制度设计与制度创新也是一种重要的知识资源和知识创新，会增加人类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
2、实施新制度安排的预期成本以及现有制度安排中的路径依赖。设计出来的制度安排能否真正实施取决于实施新制度安排的预期成本。现有制度安排中的路径依赖，也往往增加制度创新的成本，其原因在于存在一种既得利益格局。有时为了克服既得利益对旧有制度的维护，往往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比如知识产权制度，尤其是网络知识产权制度，对于促进知识创新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实施的情况却不很理想，原因是实施成本过高。又比如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至关重要的二板市场，倍受人们的关注，却迟迟不能面世。究其原因，不但与其较高的设计成本有关，更关系到实施这一制度的预期成本，尤其是对现有的一板市场可能产生的影响。再加上特定文化传统中的规范性行为准则，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惯性，也会增加制度安排的实施成本。比如一项好的科技发展政策，在知识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可能会因种种原因而无法贯彻。
3、学习能力的强弱。制度的供给具有很强的外部性，搭便车是常见的一种行为。从制度供给的角度看，知识与信息的快速传播和人们学习能力的不断增强，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发挥后发优势，降低制度创新的费用，增加制度供给的可选组合提供了条件。如我国新型金融市场、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知识信息的大量积累和迅速传播。
4、制度供给具有相对的滞后性。技术做为经济发展中最活跃的变量，总会引起经济制度的变化。这主要是因为相对活跃的技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受到相对稳定的制度的约束，为了获得新技术所带来的经济优势，要求制度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也说明制度的供给具有相对的滞后性，信息经济的制度变迁也不例外。在一些政府干预较强的经济中，表现更为突出。如在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产权改革的滞后给一些信息企业的顺利发展带来影响。如四通集团的产权纷争竟持续了10年之久。
四、信息经济的发展与制度变迁
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指一组这样的约束：以某种明确的形式被确定下来，并且由行为人所在的组织进行监督和用强制力保证实施‚。一般包括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两种类型。非正式制度指人们在长期交往中自发形成并被人们无意识接受的行为规范，主要包括意识形态、风俗习惯、文化传统、道德观念等。从制度的绩效来看，非正式制度对制度的变迁有着重要的作用，与非正式制度变迁相容的正式制度更为有效。
1、信息经济的发展与非正式制度变迁
信息经济的发展与非正式制度变迁的关系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察，一是非正式制度对信息经济发展的影响；二是信息经济发展对一个国家或地区非正式制度变迁的影响，并且进而影响到正式制度变迁。
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对一个地区信息经济发展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的创新与创业精神会促进信息产业的发展。二是集体主义与团队精神。信息经济以网络与集成为特征，也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新型文化。三是开放的交流机制。信息的传播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会更有效率，也因此能生产出新的知识与信息。而相对保守封闭的环境是与信息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的。如硅谷地区良好的文化氛围，造就了许多成功的公司与事业有成的年轻人。而与硅谷具有同样发展背景的波士顿128号公路却没能保持与硅谷相同的发展趋势，重要的原因在于后者相对保守的生活习惯、封闭的企业边界和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ƒ。
从另一个角度讲，信息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对一国或一个地区的非正式制度变迁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首先是信息广泛迅速的传播正冲击着世界各个角落的文化与传统。因特网上的以英文为主的信息，承载着信息强国的意识形态、文化观念、生活方式在世界各地以光速传播，这对任何一种古老的文化，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思想观念，都是难以避免的冲击。其次，信息行业的跨国公司及大型企业，以遍布世界的子公司，将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组织在一起，各种不同的文化观念与风俗习惯在磨擦与相互适应中逐渐相互接受与融合，催化着不同国家与地区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第三，那些在信息经济发展中不甘落后的国家或地区也不断地做出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以宣扬和鼓励开放与创新的精神，文化阶层的人们会不断地重新审视与反思本民族的文化传统，逐渐影响人们的观念与习俗。第四，知识信息的积累和教育体制的发展，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提高了人们的学习能力，并使人们接受新观念的速度大大加快，而这是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条件之一，同时也会降低正式制度变迁的成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人们每时每刻从手机、电脑网络、各种媒体、广告宣传当中获得各种各样的信息时，时间、机会、创业的观念自然会代替那种宁静、浪漫而诗意的沉思，而这正是一种生活观念甚至文化氛围的转变，也许我们会怀念过去，但是信息时代所带来的这种趋势却不可逆转。
2、 信息经济的发展与正式制度变迁
信息经济与正式制度变迁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信息经济极具生命力的发展强烈要求正式制度的供给，而正式制度的及时变迁会对信息经济的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信息经济的发展对正式制度变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信息经济通过不断影响非正式制度安排，而对正式制度的变迁产生需求，又称之为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比如在我国信息企业由于融资与上市的困难，对于风险投资机制与二板市场的建立有着很强的需求。又比如随着信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网络信息商品的的产权保护、信息安全、信息企业的税收方式都有很强的法律需求，这就要求立法部门尽快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体系。二是一国或地区政府出于发展本国或本地区信息经济的战略考虑，会主动供给一些有利于信息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又称之为强制性制度变迁。比如我国的知识创新体系，国家及各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种种政策措施，国家关于软件产业的优惠政策等等一系列政策、法律法规。欧洲各国也都有各自的信息政策与法律体系。需要注意的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往往与非正式制度的兼容性更好，因此也更有绩效。而正式制度变迁可能存在着与非正式制度不相容的地方，有时会难以实施或实施成本很高。
正式制度安排对信息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几乎是不言而喻的。美国正是有了当年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才有了信息经济引人瞩目的发展。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也已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信息经济作为一种以知识和智力为主导的经济形态，尽管需要以传统经济的一定发展水平为基础，但已经不是一种经济形态的量变，而是质变。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够高的情况下发展信息经济，就更需要一定的政策保证，进行某种人力与资本的倾斜和适度的民族工业保护。
3、信息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与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受宪法秩序、文化传统、意识形态、风俗习惯、政府偏好等种种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复杂的变迁轨迹。世界信息经济的不平衡发展除了由各国各地区经济自身发展水平决定之外，也受制度变迁能力的影响。以我国为例，东西部地区在风俗习惯、文化、观念、学习能力等方面的差异，造成西部地区制度变迁较东部地区缓慢得多，而制度创新的落后已成为近年来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这种瓶颈在发展信息经济的问题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另一方面，信息经济的马太效应，也拉大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制度创新能力的差距。信息接受能力的不足既成为我国西部地区非制度变迁缓慢的原因，又成为其远期的结果，从而陷入了不良的循环。这种现象在世界的南北差距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结语
制度变迁是信息经济中除技术创新之外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在世界信息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并且正历经痛苦时，也许我们不应仅仅从技术经济的角度看问题，而应换一个角度，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探讨信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或阻力。正如随着土地集约化耕作技术的不断发展，农地制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目前在中国南方地区，土地集中经营的需求正要求以一家一户的承包责任制发生新的变化，并且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信息技术尽管是更高阶段的技术变迁，但经济形态的改变总有其相似性，制度的变迁越来越被证明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不应该被忽略在信息经济的研究之外。本文只是初步的尝试，希望引起更多的注意和更深入的研究。
新经济与企业制度创新
李胜兰
一．导言
“新经济”这个概念来源于美国，指的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知识要素为驱动力、以网络为基本生产工具的新的生产方式或新的经济形式。新经济之所以“新”，源于推动其产生与发展的原动力——信息技术革命所具有的全新的革命意义。同以往的任何一次技术革命不同，信息技术革命改变的不是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虽然其影响所及必然导致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率的提高，但它是通过改变人类信息的传输、储存等处理方式来实现的。长久以来，在低下的劳动生产力的掩饰下，信息的不充分对于人类经济活动的制约作用被忽略了。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数次技术革命，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信息瓶颈也逐渐拓展扩宽，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以超前的眼光，最先将信息从现实世界中分离出来，作为与物质和意识并列的世界构成的第三要素，这从哲学的高度证实了，信息技术革命所具有的深远而重大的影响。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是人类信息的处理方式的革命，也对人类的经济和社会的组织方式提出了创新的要求，电子商务、信息高速公路，这些信息时代的产物，正在全方位地影响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
新知识、新技术、新观念、新思维、新理论正冲击着一切，新经济从孕育、演化和发展到今天的初具规模，无时不涌动着创新的意识，创新是新经济成长的动力源泉；新经济凭借以知识和信息技术为基础和核心的创新能力上的优势来实现人类经济超速发展；同时，新经济也是以制度创新为知识和技术创新保障的经济，新经济也为人类社会各种制度创新开辟了新天地。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新经济的核心是高科技创新及由此带动的一系列其它领域的创新。
二．新经济对现有企业机制的冲击
新经济对现有的企业制度也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表现为：
（一）对企业竞争机制的冲击
在新经济浪潮冲击下的企业，市场竞争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表现为：
1．信息正反馈。旧的传统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信息负反馈经济。就古典和新古典的经济模型而言，当一种商品的价格上涨时，生产者会增加产出，但是消费者会减少消费；反之，则相反。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这种信息负反馈机制会使一种失衡的市场重新恢复均衡。但是，对于新经济来说，这样的均衡并不存在，因为新经济是一种信息正反馈经济。以互联网经济为例，需求增加会创造更高的效率和报酬，从而导致供给方价格的进一步下降，进而创造出更多的需求。这种需求与供给互为因果的正反馈机制使得新经济的发展具有自我实现的滚雪球式效应，而非自我恢复的均衡效应。
2．追求市场垄断。新经济生产的信息与知识产品往往具有与书籍、药品和唱片等产品相同的特性，即通常都具有很高的固定成本和极低的边际成本。这一特性决定了知识产品的生产只有通过获取市场的垄断力量才能盈利。如果缺乏市场的垄断力量，产品的价格就会压低至企业的边际成本处而无法弥补高昂的固定成本，结果便有了克鲁格曼所说的“赢家通吃”定理。新经济的这种市场竞争法则同时也表明，起源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说不再具有解释力，相反由熊彼特创建的“创造性毁灭”理论可能更具解释力。所谓创造性毁灭指的是，要想打破已经形成的垄断，就必须进行新的创新。这也就是说，新经济的垄断必须依靠更新的创新才能予以击破。
3．靠创新求生存。由于存在较高的交易成本与信息成本，旧的传统经济是一种市场可以被分割的经济，结果是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企业并不一定能够完全淘汰相对劣势的企业。但是，存在于新经济的市场竞争则不同。在新经济中的市场竞争是属于达尔文式的，这是因为以网络为生产工具的新经济具有交易成本低和信息成本低的特点，使得市场竞争更为有效，并且优势企业追求市场垄断的努力必将使劣势企业遭到无情的淘汰。如果说20世纪企业盈利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规模生产来降低成本的话，那么，21世纪的新经济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未来企业的生存原则。企业只有不断地发明创造，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任何公司的新知识型产品推向市场后都只能有短暂的垄断，因为建立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基础上的企业创新能力已经普遍增强，一个企业的新发明，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大量更新的产品所淹没。在这种创造性毁灭的创新竞争中，企业不但要把生存立足点放在发明创造上，而且还要坚持不懈地进行创新速度的革命；不但要针对同行企业的产品创新，进行攻击对方的毁灭性创造，而且更要以自己为对手，进行老产品的创造性毁灭。
4．时间竞争占据主导地位。在旧的传统经济中，一种产品的价格究竟是高还是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为生产这种产品而花费的时间，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个核心论点就是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是，在新经济中，一种知识产品（包括信息产品）在市场中的定价不再取决于花费在其生产过程中的工作时间，而是取决于在短期内占有的排他性。结果是市场竞争越来越成为时间本身的竞争，时间价值成了产品价格的决定性因素。
（二）对企业经营理念的冲击
新经济在改变企业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企业的经营理念。具体分析如下：
1．新的要素价值观。在传统上，“经济资源”的概念都一直局限在土地、资本和劳动这三个基本要素的范围，因此，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创造价值的要素局限于自然（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和资本资源上。然而，在新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和实物资本对现代经济增长贡献的比重在不断下降，90年代以来主要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实践已经表明，包括技术进步和教育发展在内的知识要素已取代资本要素成为新经济时代的第一生产要素，这种新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发现，对以传统资源概念为基础的价值观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在新经济时代，产品的价值主要来源于知识，而不是土地、劳动和传统意义上的资本。知识资源主要是通过改进其他资源因素的素质，提高要素生产率，降低社会生产成本的方式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知识资源降低生产成本主要途径有两条：一是以实物资本为载体，使得在实物资本中实现的知识变更和知识积累构成生产过程的技术进步，促进新的实物资本的形成，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企业生产过程的生产成本。二是以人力资本为载体，通过知识创新和各种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改进来提高经济行为主体的综合经济行为能力，从而降低整个经济的社会生产成本。人力资本是知识密集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高技能服务产业、信息产业等）的第一生产要素，没有高素质劳动者的发明创造就没有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降低生产成本的社会生产率的提高也就会失去动力。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道，现在世界上64%的财富由人力资本构成。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在对经济增长的来源考察中发现，教育与物质资本存量的增加相比是经济增长的更大源泉。在1929－1952年间，美国经济增长约 1／5是与劳动力教育的增长相联系。‚可见，以人力资本为载体的知识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一国财富的主要来源，哪个国家拥有了“第一流”的头脑，哪个国家就拥有了取之不尽的财富源泉。
2．新的投资理念。传统经济的投资对象是机器、厂房、设备和流水线。这些投资对象都是比较确定的有形物质，使用这些要素生产出各种各样具有稀缺性的商品，因此风险程度是较低的。此外，传统经济的创新也大多是建立在产品生命周期基础上的改进，因此风险投资是不存在的。新经济的投资对象不是有形资产，而是各种各样的点子和创意。当一种好的点子或创意能够变成知识产品时，价值是无限的，因而对其投资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反之则有可能血本无归。为此，就必须有风险投资。
因此，在新经济时代，典型的投资模式是：喜欢冒险的投资者如同当年为比尔·盖茨创建微软时那样提供资金。结果是：在今天的世界上，有好点子的人就能找到股东，在股票市场上，那些以创造和生产知识产品为主的、大有希望的新公司比那些传统型老企业巨头更有价值，直到它们被拥有更新点子和创意的公司所取代。
3．新的生产和经营方式。今天，知识融入各种产品的主要形式是软件。由于生产方式越来越多地使用软件，物质产品的生产过程也越来越多地具有一些软件的特性。凡是生产过程在很大程度上由计算机监控的，多样化生产的费用就会趋于零。因此，在新经济时代，大批量生产的规律已经被颠倒了。在机械化时代，批量生产会导致成本的下降，从而得到所谓的规模经济。但是，随着知识不断地溶入物质生产过程，为满足多样化需求而进行小批量生产，其成本并不会比大批量生产高多少，适合顾客个人需要的生产甚至更加有利。这是因为计算机网络能够使得世界各地的市场透明度达到从未有过的程度，以致纯价格竞争从长远来看将招致毁灭，因而只有通过多样化的生产来提高价值的创造。
新经济不仅在改变社会的生产方式，也在改变企业的经营方式。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因特网贸易正在各个经济领域取代传统的贸易。企业内部的管理体制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不断变换的网络化组织正在取代固定的等级制度。企业员工应当具有独立性，并且要更加贴近顾客。有些企业内部已经组织成一个“市场”，有创意的员工可以由他们的雇主提供资金而建立自己的工作小组。其结果是企业经营更加灵活，好的创意层出不穷。
（三）对企业形态的冲击
新经济的迅猛发展正在促使企业由物质型企业逐步向知识型企业转化。处于新经济时代的知识型企业，社会知识存量的急剧变动使得知识和创新成为企业生存的必要条件，创新活动逐渐成为知识型企业的日常活动。为了追求专业化分工利益和节省交易费用，专门从事创新活动的个体将从普通劳动者中分离出来。这样，在知识型企业中就存在四类参与者：生产者专门从事生产活动；管理者决定如何组织生产；而创新者则成为企业增量知识的创新者并决定生产方向；资本所有者筹集资金。
在知识型企业中，经营职能和管理职能已经发生了分离，创新者成为知识型企业中真正意义上的经营者，他承担着企业的经营风险，决定着企业的生产方向；而传统意义上的经营者已经蜕变为单纯的管理者，他仅仅负责组织企业的生产和监督生产工人。
三．新经济时代的企业制度创新
企业制度因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处于主体地位并一直在制度体系中居于主导位置，而且制度创新是企业创新发展的实现基础，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动力机制并构成了前提条件。新经济的发展促使企业进行以知识、信息和技术为主的资源重新整合，这种整合必然带来企业制度的变革，企业制度的变革会给企业行为带来变化，进而有助于资源的有效整合，使企业更上一层楼。另外，企业创新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企业制度重新安置的过程，新经济的出现改变了传统企业的性质，对现有的企业制度提出了质疑。这意味着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非常艰巨，寻求新经济下的企业制度创新已刻不容缓。
在新经济时代企业急需两方面的制度创新：一是企业产权制度创新，以此界定企业与政府、与社会、与投资者（股东）、与员工的关系，使企业运行机制的市场化；二是企业管理制度（或组织结构）创新，以带来管理模式的市场化，增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在以产权为核心的企业制度创新基本完成以后，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任务更艰巨，对企业的竞争力、经营绩效的影响更直接。但这两种制度创新不是分割的，而是并行的、相互促进的。
（一）企业产权制度创新
新经济时代的企业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新经济的主体大多是民营经济。这基于以下原因：在一个新兴的产业方向上、面临技术和市场的高度不确定性，只有民营经济适宜充当发展以信息技术为基础、高风险因特网经济的先锋，而且，民营企业对因特网机会的反应更快捷，表现更出色，创业失败对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威胁较小。
二是企业的风险增大。20世纪末出现的技术创新加快与科技股票价格高涨为特色的新经济也使企业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困境，使企业的风险骤增。在激烈的竞争当中，技术创新似乎成为企业立足之本，但为此企业要投入大量的研究与开发资金，投资的比例超过以往任何时期。技术更新周期加快，企业可能还没收回上次的技术投资，就要开发新的技术了，否则就跟不上新技术的发展潮流，技术更新周期加快带来了企业风险的加大。
三是知识作为相对独立的生产要素，越来越独立化，并在生产力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过去，如以资本为主体的生产方式，人的因素是非独立性的，它依附于生产手段，只有当知识产品的生产与分工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不再以体力为主，而是以脑力为主时，才最终形成了新的产业分工形式，这既是工业社会的最高形式，也是新经济的最初形态。
上述三个特征说明在新经济时代，企业要适应新经济发展的要求，产权明晰，就必须有承担高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和分散风险的能力。而要使企业具备这种能力，在企业产权制度创新上就要调整企业产权结构，使国有企业民营化和公司治理结构创新。
1．调整企业产权结构
企业产权明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产权结构。企业产权结构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一元化产权结构，即企业的投资主体只有一个，是一元的；另一种是多元化产权结构，即企业的投资主体有好多个，是多元的。新经济时代要使企业富有竞争力、创新力和分散风险的能力，必须使企业产业结构多元化。我国企业今后产权改革的重点是产业结构多元化改革。企业实行产权多元化，既有利于多渠道地筹集资金，扩大企业融资渠道，又有利于分散经营风险，促使企业真正实现自负盈亏。更为重要的是，企业产权的多元化，使得企业的财产高度分散化，往往持有1%左右的股份就成为公司的最大股东，企业的社会化程度非常大，非常适应新经济条件下企业面临的风险增大，必须分散企业风险的要求。
2．国有企业民营化
民营企业的产权从源起之时就十分清晰，不存在“产权模糊”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新经济时代，只有民营经济适宜充当发展以信息技术为基础、高风险为特征的新型经济的先锋，而且，民营企业对信息机会的反应更快捷，表现更出色，创业失败对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威胁较小的优势而在新经济中成为主导型企业。
目前对国有企业民营化经济学界有不同的观点：
租赁制说。这种观点认为“国有民营”指国家拥有所有权，个人（或若干名个人）对资产有使用权、经营权，个人（或若干名个人）对国家拥有的财产以付费的形式加以使用和经营，相当于国家作为资产的出租者，个人（或若干名个人）作为资产的承租者，承租者向出租者支付租金，而使用这笔资产。
民有化说。这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民营化指将国有企业的股份或资产售予自然人或私法人‚，使国有企业的资产转为民有。
政府退出说。这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民营化指政府减少或退出对企业经营权之介入ƒ，减少经济中非民间力量的政治力的比重，达到由民间力量掌握经济。
产业自由说。这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民营化应从整体上对经济解除管制，全面放开经济领域，允许民营企业自由进入各产业进行竞争。„
根据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国有企业民营化”应包括以下基本要素：
一是有民间力量参与。所谓民间力量，指非政治性的、非国有的经济力量，包括集体力量，私法人或自然人等；
二是民间力量向企业注入资本。资本属于民间力量所有，应该真实注入，不能虚假出资。民间力量向企业注入资本的目的是保证民间力量对于享有企业的经营权拥有与之相称的物质基础，并且民间力量可以凭借出资排斥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
三是民间力量掌握企业的经营权。具体包括由民间力量选任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对企业的重大事项进行决策等，政府依法不得对企业的运作进行直接或间接地干预。
3．公司的治理结构创新
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必须从改变股权结构入手，适当降低大股东的持股数量，让更多的股东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具体做法是建立内部人持股机制。
从公司制的历史演进来看，其发展经历了从单一业主制到合伙制再到股份公司制等一系列组织形式。在工业革命后的一百多年里，资本一直作为稀缺资源制约着企业规模的扩张和经济的发展。股份公司制能够在短期内迅速积累大量的资本，以适应分工和规模经济对巨额资本的需求。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存的股份公司制度是以资本为核心的制度安排。
但是，当资本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边际收益率递减规律开始发生作用。与此同时，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的速度却大大加快，知识的边际收益率逐渐提高，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则相对下降，知识开始取代资本成为稀缺资源。因此，在新经济条件下，作为一种以资本为核心的生产组织制度，股份公司在体制和机制上受到了挑战，从而展开新一轮的生产组织制度演进。
从目前出现的一些新型企业的情况看，企业的核心要素从资本变成知识、或曰“知本”，公司股权也由外部资本拥有者向内部知识拥有者转移，并以管理层持股和员工持股的方式完成知识的积聚，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内部人持股。
内部人持股的实现方式有多种，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为了达到长期留住人才、激励人才的目的，管理层持股和员工持股多以股票期权的方式来实现，即公司授予一定对象可以在一定时间内，以一定价格购买一定数量公司股票的权利。这样，当未来公司股票价格上涨时，市场股票价格与约定买入价格的差价即构成期权所有者的收入。股票期权在授予后一般不能立即执行，而要等待一定时间，到期之后，每年也只能执行其中一定的比例。在美国，高科技企业中的员工持股和管理层持股已相当普遍，几乎100％的高科技公司、大约90％以上的上市公司都有股票期权计划。实践证明，股票期权已成为激励员工、留住优秀人员的有效措施。
在我国，内部人持股作为新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安排，伴随着高科技企业、特别是网络公司的兴起应运而生。同时，由于内部人持股对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也被一些国企改革所看重。
在内部人持股计划的实现方式上，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法律对其进行规范，仍处于试点和探索阶段。现在一个类似的方式是少数管理和技术骨干作为发起人持股。除了这种方式外，我国上市公司还存在着一种极富中国特色的内部持股方式，即员工集体持股，以员工集体的名义持有公司股份。具体的实现形式有以下几种：
一是购入流通股。在这方面开风气之先的是武汉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武汉国有资产管理局规定把所属上市公司企业法人代表的核定风险收入的70％转化为股票期权。国资公司用这部分风险收入购入该公司流通股，年内股票不能上市流通，但法定代表人享有分红、转增和配股的权利。该年度购入的股票在第2年国资公司下达业绩核定书后的1个月内返还上年度风险收入总额的30％给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第3年同样返还30％。以后年度依次类推。对于已经返还的股票，企业法定代表人享有完全的所有权和处置权。对每年累积留存的股票，法定代表人在调动、解聘、退休或任期结束时，按审计结果返还。未完成指标或弄虚作假者则相应给予扣除股票期权等处罚。这种做法把经营者的业绩与收益捆在了一起，对经营者有明显的激励作用。
二是作为发起人持股。浙大海纳是以此种方式实施内部人持股计划的一家上市公司，在公司发起成立时，作为公司的主要管理者、同时也是技术骨干的人员以现金出资持有公司股票，开我国自然人作为发起人之先河。其后，在一些公司的招股说明书中也经常可见自然人的身影，持股比例也逐渐提高。至最近发行的浙江阳光，自然人持股比例已达总股本的22.14％。
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发起人股不能上市流通，因此这些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所持股份能否流通是该计划的一个核心。此外，我们注意到实施内部人持股的上市公司以高科技企业居多，其原因是在高科技企业中，人才的地位更为重要，通过持股的方式留住主要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也更为必要。
三是员工集体持股。在早期的股份制改革试点中，一些公司通过工会持股或成立职工持股会持股的方式尝试员工集体持股，比较突出的有浦东大众、实达电脑等。但是，由于工会股属法人股，不具流通性，因而不具备激励员工的效果，当公司配股时，员工也不愿继续购买，导致工会股的比例下降，这样在股东大会上，代表员工利益的工会代表的意见便不容易为股东大会所采纳，员工的积极性自然也会受到挫伤。从根本上来说，由于集体股的产权是不清晰的，其效率也必然是不高的。但是员工集体持股能不能通过其他方式来实践，以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值得探讨。
新经济时代，内部人持股作为新经济催生的一项制度安排，在新经济产业中具有最大的效率。因为，对于技术要求高，具有高成长性的通讯、网络、生物工程等高科技企业而言，管理知识和技术是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其股票价格对经营状况也非常敏感，采取内部人持股比较适合。但是，并非所有的企业都适合采取内部人持股计划，虽然传统行业也可以借鉴这一方案，但需要谨慎地考虑其对企业的影响，因为，许多传统行业企业中，没有很高的技术要求，知识的作用并不明显，或者行业已缺乏成长性，虽然管理人员非常努力，公司经营状况也不错，但股票价格依然不为所动。这样，内部人持股的作用自然也不明显。从财务的角度考虑，只有将股份最大限度地集中于知识的拥有者，才可以达到企业的知识成本最低，实现企业的价值最大化。
（二）企业管理制度创新
新经济将彻底改变企业管理的思想和方法，使企业管理制度创新进入一个新的高度。有学者指出，“新经济”时代是一个企业知识管理的时代。所谓知识管理是指通过信息技术手段进行管理和运用知识进行管理，是通过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企业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笔者认为，新经济时代的管理制度创新将从以下几方面重点展开：
1. 以知识和人才为核心，重塑企业职能
企业的管理制度创新是从企业的管理方面谈创新问题，管理创新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在新经济时代，企业不仅仅是进行各类资源整合、追求效益的单位，更重要的是应被看作更符合人性激励、鼓励创新的学习型组织。对学习型组织研究颇有心得的美国系统动力专家彼得·圣吉（Peter Senge）指出，传统的管理系统中，组织充斥着你争我夺、互相防卫的内部竞争，以及勾心斗角、玩弄手段的政治游戏，这些耗去了人们大量的精力，妨碍了组织的持续发展。
圣吉认为，必须突破线性的思考方法，采用系统思考的技术来培育健康的组织机体，建立学习型组织。在学习型的组织中，组织成员有一个共同的远景，组织结构不是科层的而是扁平的，组织领导人的主要职责是设计组织发展的基本理念并与大家一道学习。学习型组织中人们的创造性受到激励，这正是企业持续发展的赖以实现的基础。国外流行一种叫“热力群体”的学习型组织，该组织鼓励员工建设自己，并给予员工非常多的可以充分表现个性的机会，组织变化和创新的速度非常快。在“硅谷”就有这样的“热力群体”。
2. 以知识和技术为基础，开发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这一概念最早是由C·K·帕议拉德（C．K．Prahalad）和G·哈默尔（Gary Hamel）提出的。他们在《哈佛商业评论》（1990年5—6月号）发表的《公司核心能力》一文，提出创建公司核心能力，以适应新的挑战。作者认为，核心能力是“组织中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的学识”，是“将技能、资产和运行机制有机融合的企业自组织能力”。D·J·蒂斯（D．J．TeeCe）等人更进一步将它定义为“提供企业在特定经营中的竞争能力和支柱优势基础的一组相异的技能、互补性资产和规则”。由此可见，核心能力是能够在一批产品或服务上取得领先地位所必须依赖的能力，是维持竞争优势的基础能力，包括多方面的技术、技能和知识及其有机组合。核心能力是企业竞争优势和持续发展的根基。可以说，开发和培育企业核心已能力已经成为“新经济”时代企业管理创新的又一工作重点。
3. 以顾客价值为导向，改造企业流程
企业管理者都知道顾客价值的重要性。顾客价值是顾客通过所购之物（服务）获得的价值和购买过程中所费成本之比较，包括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两部分。在新经济时代，顾客价值悄然发生变化。顾客在互联网对许多商品可以轻松地进行比较、选择，然后通过金融服务网络付款。因此，企业必须对管理流程、服务流程进行改造，如构建高效的物流系统、电话委托、信息传递系统等，为顾客提供便捷、称心、高价值的服务。
1994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迈克尔·哈默（Michael Hammer）和 CSC管理顾问公司董事长詹姆斯·钱皮 （James Champy）提出“企业再造”理论。他们所说的“企业再造”其实就是“流程再造”，流程即“一套完整的贯彻始终的共同为顾客创造价值的活动”。其实施方法是以先进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和其他生产制造技术为手段，以顾客中长期需要为目标，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产品增值无实质作用的环节和过程，建立起科学的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使产品质量和规模发生质的变化，为顾客提供优质服务。我国的“海尔”公司就是这样做的。为适应新经济的挑战，“海尔”公司大胆地改造业务流程，推行“市场链”。“海尔”认为，在“新经济”时代，应建立“市场链”。于是，他们一边整合企业外部资源，一边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每个部门、每个员工都面对市场，变职能为流程，变企业利润最大化为顾客满意度最大化。
4. 重视人的价值，开展人本管理。
不同的管理思想对人的假设是不一样的。泰罗的“科学管理”，认为人是“经济人”，通过金钱刺激和严格的控制可以提高产量。而人本管理是基于对人作这样的假设：人是追求自我实现的“社会人”。这与新经济时代“人才是根本”这一命题是相一致的。实施人本管理，就要在企业内部创造宽松的环境（包括充分尊重和鼓励员工的首创精神、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对员工进行培训、适当授权等），使员工发挥自己的潜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些国际企业或跨国公司不可避免地涉及跨文化管理问题。跨文化管理中同样需以人为本。管理者要平等地对待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跨越文化差异，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并逐步培育出为企业不同文化员工所接受，反映企业全球战略，引导员工努力奋斗，实现自身价值的企业文化。
（三）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创新
以知识和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经济，使原有的社会经济活动，不管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还是社会经济的实际运行，几乎全部纳入了信息网络的轨道。知识和信息网络化的发展对企业的组织结构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为适应新经济的客观要求，笔者认为，信息网络化下的组织结构将从传统工业经济下的纵向的金字塔式的科层组织结构向横向的扁平化的组织结构转化，这种转化可以按照以下三种模式加以探索。
1、矩阵式组织结构。矩阵式组织结构是适应社会经济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顾客、消费者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单一品种的、长期大批量生产的产品让位于小批量的、不断创新的和完全按消费者定做产品的客观发展趋势而出现的。矩阵式组织结构就是由纵横两套管理系列组成的方形结构，一套是职能系列，另一套是为了完成某一任务而组成的项目系列。纵横两个系统交叉重叠起来，就组成一个矩阵。
其主要特点是：为了完成某项特定任务，由有关的职能部门组成一个小组，利用各方面的力量，协调各方面的活动，保证任务的完成。它具有三个突出的优点：一是按对某项目标作创新贡献的能力选择其暂时组合的系统的组成元素。其中各元素把组织中的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通过信息网络结合起来，加强了各职能部门之间的配合，能够及时互通情况，交流意见，共同决策。二是它把不同部门的专业人员集中在一起，有利于他们相互启发、相互补充，激发出积极性和创造性。它还可以把远隔千里之外的智力元素组合到矩阵之中，能“远水解近渴”，极大地提高了组织的质量和项目完成的效率。三是矩阵组织形式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即在运营过程中，可以不断淘汰失去创造活力的元素，吸收新发现的创新元素，从而保持组织的创新能力。
2、模拟型分散式组织结构。模拟型分散式结构是一种类似事业部制的结构。这种结构并非真正的分权结构，而是人为地把企业组织划分为若干“组织单位”，实行模拟型分散管理。单独核算，藉以达到改善组织行为、提高组织效率的目的。它适用于生产过程具有连续性特点和业务一体化强的大型企业组织，如大型材料企业、化工企业、通讯企业及大银行等。
这种管理结构是以绩效为中心的组织结构。它把大量的繁琐的工作和任务以及完成工作的方法和途径交给二级单位去考虑，企业只控制和考核二级单位所获得的绩效。随着具体工作权限的下放，企业高层协调的关系趋于简化，就使组织可以有精力应付复杂的环境，大幅度地增加市场所需产品的种类，着眼于将来的工作。这是网络经济下具有连续性特征和业务一体化强的大型企业组织的首选模式。这种组织结构可以做到能统则统，能分则分；而在两者间做出某种恰当的权衡，是极具生命力的柔性组织形式。
3、有机式组织结构。随着国际互联网络的迅速扩大和入网成本的不断降低，近年来又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更加灵活的跨地区、跨行业、跨国界的组织结构，人们将之称为有机式组织结构，它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注重组织系统的开放性，能灵敏地反映环境的变化，保持动态稳定，没有固定的等级结构，部门和职位之间存在着交叉重叠的相互合作，运行规则、管理程序和岗位职责很少是成文的和严格限定的，而是由某一时期的工作需要而约定的；三是决策权分散于整个组织；四是结构的设置不是依照专业来划分，而是以任务为中心，组织成员有较大程度的自主性，可以根据完成任务的需要而自由组合。
有机式组织结构采用的是集体领导。它非常适合网络经济的新环境，有利于对每天都在变化的复杂情况做出快速反应。这种集体领导方式是采用不指定负责人的工作小组来达到目的的，并且已在西方国家得到广泛应用。据调查，1987年，在美国最大的1 000家上市公司中，只有28％的公司号称它们内部至少有一些自主的小组，而到1996年，这个比例增加到78％。随着具有团队意识的一代管理人员升上较高的位置，这一趋势将更加明显。集合起来的小组凭理性指挥工作，其成员能进行自我调整，将取代等级森严的直线制组织结构，这意味着在网络经济下的组织形式方面，一场革命正在悄悄地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