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中国的软件产业自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自己坎坷的生长经历。在微软、甲骨文、SAP这些跨国巨头的阴影下，在亮丽的印度软件代工产业的对比映衬之下，中国软件产业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国内数以千计的软件企业。而更多的时候，发展和未来的问题似乎一直让位于“生存还是毁灭”的诘问和质疑。
对中国软件业的现状和未来的忧虑和思考也引发了很多业内知名专家、学者的关注。中科院院士倪光南先生从事软件研究开发工作20多年，此前，他曾在不同场合就政府政策扶持对推动软件产业发展应发挥怎样的作用、中国在没有核心技术创新的情况下能否形成自己的软件产业、印度模式是否值得学习和借鉴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引人深思的观点和论断。
的确，中国软件产业的出路需要政府、企业以及学界精英们的共同关注和探讨，经过多方碰撞后产生的智慧火花也许能为软件产业的发展点亮未来。日前，记者就软件业争论的焦点问题走访了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理事长陈冲先生、北京软件与信息服务业促进中心副主任曲龄年先生。我们希望通过业内更多专家学者对于这些问题的争论和碰撞，引发更多的关注和思考，共同探讨面对错综复杂的竞争环境，中国的软件产业如何跨入新的历史阶段，为中国的软件产业在经过20余年的风雨历程后，究竟应该走上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寻找答案。
政策扶持不是必要条件
经济观察报：怎么看待最近关于政府采购法管理条例中“非国内软件企业采购目录”引发了各界的争议？
陈冲(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理事长)：在对软件产业发展要素不了解的情况下，确实有很多企业抱怨，国内的发展环境不好。坚持采购本国软件是对的，但前提是本国软件企业的产品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其时，我国的软件产业发展的基本要素是具备的，但我们面临的还有人才培养的问题、产品质量的问题和如何吸取国外先进经验并与之相融合的问题。我个人认为，目前政策支持的力度已经足够大了，软件企业也需要考虑自己对整个社会和产业的发展做了多大的贡献。
五年来， 18号文件对软件产业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软件产业规模小的时候需要扶持，到了一定的规模就要考虑整个行业怎样起飞的问题。目前国内的软件政策还是停留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是当时产业需要的政策。随着产业的发展，产业政策也应该与时俱进。如果政策不适用，很可能害了这个产业。
曲龄年(北京软件与信息服务业促进中心副主任)：我觉得这个条款强调的是软件技术和自主创新，重点是在知识产权保护上，软件产业扶植政策的重点应该放在如何把软件产业规模放大。产业总量大了，企业实力有了，才有能力持续技术创新，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经济观察报：未来的软件产业政策应如何引导和推动软件产业继续发展？
陈冲：软件产业有些政策的制定由于研究不够，不太科学，对产业的促进作用就不够。而知识产权保护不够有部分原因是没有一个“通盘的考虑”，这是一个管理机制的问题。应该研究2005年以后国际软件产业的新情况，而不是根据上世纪90年代的情况制定产业政策。
曲龄年：政策应该是对产业的扶持而不是单纯对企业的扶持，比如印度的扶植政策是放大产业总量的，所以很成功。
经济观察报：究竟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和产业环境才是良性的发展环境？
陈冲：软件政策要站在产业的角度，而不是站在地方或单个企业的角度，不能弄成“夹生饭”。我们的软件产业发展到了一个起飞的关键阶段，软件产业也需要重新组合，要有人站在产业的高度考虑软件产业发展的问题。软件产业总体差距大的时候，下阶段怎么发展，国家要有全盘的考虑。这样的产业政策才有生命力，也是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阶段。
技术创新不是当前重点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我国软件企业技术创新扶持多年，软件产业仍然这么势单力薄呢？
曲龄年：这个不能怨企业，不是说我们技术不行，我一直觉得我们中国人很聪明，技术可以很好，但产业的概念和技术的概念，完全是不同的事情，从技术到产品再到产业，我觉得有一个很长的过程不可超越。只会创新，创新后面没有经营能力依旧形不成规模。国外企业技术创新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后，由企业家运营企业，由技术专家钻研技术，原因就是专业分工的问题，技术家和企业家的使命是不一样的。而我们的企业家经常是技术挂帅的。
陈冲：这个行业越走向成熟，就越需要了解用户真实的需求，否则占据国内市场会越来越困难，我认为国内的软件企业和国外成熟企业相比最大的差距还是在技术层面的浮躁。表现在，一有了技术创新后，就马上希望得到市场的回报，随着软件技术不断的发展，产业的规模越来越大，除了技术创新，还要考虑如何与别人的先进技术相融合。微软的发展思路代表了新的软件产业的发展思路，从最初单一产品占领市场，到与同行业的先进技术结合，再到与用户的需求相结合，联合更多的合作伙伴共同为用户创造价值。这需要以一种平和的心理去考虑未来的发展。
经济观察报：国内软件还不具备真正的核心技术的时候，能形成自己的软件产业体系吗？
陈冲：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因为软件产业发展，最重要的不是是否拥有核心技术。
曲龄年：我觉得技术跟产业还是两回事。自主创新、知识产权非常关键，但并不是目前产业发展的重点。美国好多技术创新的小公司，都是把技术搞到一定的程度，卖给大公司，从商业角度来看这个价值链是合理的。国内软件企业要搞技术的话，一定要看清楚，自己将来有没有能力把这个技术产业化，如果没有能力的话，就有可能做不成产业了。因为经营企业就需要有能力把技术转换成产品，再通过市场运作把产品发展成产业。
我们不缺技术创新能力，这个毫无疑问。但高等的软件工程人员一定要有十年以上的时间才能训练出来。对管理，对规则，融会贯通的人员才能成为软件的高等管理人员。有些技术人员只是谈创新，不会做产业，产业要发展绝对不光是技术，而是需要有企业运作能力的。光会做技术，也不能形成产业。
可以理解，我们要有自己的基础软件，否则我们会被别人掐着脖子，但想去用几千万美元的投入打垮一年几十亿美元的微软，我觉得不可能。要提高国内软件产业的价值度，一定是从低端走上来，逐渐走上去，这条路改不了。无论我们多大的热情，民族自信心多强，也不能改变这个过程。
印度模式能否借鉴
经济观察报：我们和印度软件产业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陈冲：80年代软件出口，我们和印度企业争单子还打个平手。当时印度国内对软件产业发展就非常重视，而我们后来没有在产业方面持续地发展，和印度软件产业差距拉大了。向印度学习会更有利于我们面对现实，有利于软件产业的发展，但学习主要是学习他们的软件外包和产业发展能力。
曲龄年：有人说，我们何必去学印度呢，印度之所以产业搞的那么大，就是因为国内没有市场，不得不到美国市场做，这说的也对。中国是有一个很大的市场，但我也想问，今天我们中国软件市场到底有多少份额是被我们中国企业拿到了？中国的市场是你的吗？是国内企业独有的吗？不是的。市场已经全球化了。
今天我们跟印度比，如果仅从技术角度衡量，我们在很多方面技术上比印度强，但是印度也有很多技术比我们强。但是从产业角度看，我们与印度几乎没有可比性。印度企业能做到一个很大的团队在生产开发一个软件的时候，在保持质量不变的情况下，数千人的团队不在一个地区，同时进行，而且把项目运行得非常顺畅。所以我们现在和印度不是一个层面的竞争，也不存在竞争的实力。
经济观察报：依靠技术创新和巨大的内需市场足以养活国内的软件企业吗？
曲龄年：很多人认为，国内市场需求能养活我们的企业，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获得内需市场的前提是国内的企业能够提供国际级的、国际化的解决方案，然后中国市场才是中国企业的。我们的企业应该在这十年之内，具备被需求的条件，这十年之内一定把自己练好，练到你能够被需求了，这个市场才可能是我们的，如果我们今天还这么自大，不看国际市场的情况，自以为是，按今天的形式做软件，就很惨。
经济观察报：多数软件厂商认为，目前国内软件产业的发展环境并不乐观，如何看待国内市场的竞争压力？
陈冲：由于这几年对于国际软件产业和技术的发展研究不够，了解比较肤浅，对国外的软件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产生畏惧心理。这是非常不好的现象。
现在以国内企业目前的技术水平和实力压倒国外企业还不可能，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有自己的软件产业力量，但这个产业体系应该是和国际软件产业发展相融合的，其中，本国的软件技术处于主导地位。
虽然国外企业进入国内市场带来了竞争的压力，但国外企业好的产品也带动了国内用户对软件产品价值的认识。要培养自己的软件体系，“100%的纯种马是没有的”，软件技术也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承认彼此的价值。
曲龄年： 我认为，软件是没有物流的产业，全球软件市场实际是一个市场，绝对没有分割，如果十年以后，国内企业也具备了提供解决方案和咨询的能力了，那个市场怎么会不是我们的呢？即便我们的实质能力比跨国公司的稍微低一点，但是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现地优势，捆绑起来，我们依然能拿到国内的市场。我说的市场，除了中国人自己的需求以外，也包括2000强进入中国的需求。
不能关门当老大。我们今天想去用几千万美元的投入打垮一年几十亿美元的微软，我觉得不可能。如果你想天下无敌手，必须能够跟国际上的“高手”过招，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的话，人家就会进来把你的地盘占住。正是由于我们还有优势，也有这个市场，我们必须学会将来占领这个市场的本领。对于产业来看，这至少还需要十年的发展过程。
